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律师文化/沈勇明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律师文化/沈勇明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律师文化

江苏唯衡律师事务所沈勇明

律师文化如同法官文化、检察官文化，归于法律文化的脉络体系。从本质上讲，律师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形态左右着律师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律师文化又会对其所处的社会形态的构建和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已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成为当务之急。而建设和谐的律师文化，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律师文化的历史沿革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下五千年历史创造和累积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回顾中国的法制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由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演变出了礼，形成习惯法；从夏朝的《禹刑》开始，中国又有了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从此，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贯穿了中华法系的始终，成为统治者政行天下的法宝。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的中国应该属于德治和法治的国家，但无论是“德”还是“法”都只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在一片没有民主养份的土壤里，怎能有现代法制的萌芽？在一个专治的国度里，人民没有权利可言，那些为草根百姓打抱不平、奔走呼号的人自然也只能是“诉棍”。
因此，在古代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也就没有律师文化。
现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文化移植于西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法等国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倡导平等、自由、民主。格老秀斯把国家定义为“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孟德斯鸠主张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府。卢梭认为，法律必须具有一般性，并在其命令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对全体人民平等适用。法律不能只适用于个别人或个别客体。萨维尼指出，法律绝不是那种应当由立法者以专断刻意的方式制定的东西。法律乃是“那些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在一个先进的法律制度中，法学家、法官和律师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起着积极的作用。边沁指出，“法律的全部作用可归结为下述四个方面：供给口粮、达到富裕、促进平等和维护安全。”正是这众多的伟大思想推进了西方社会的变革，铸造了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信仰。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民主法制的健全，司法权的分立，法律职业阶层的出现，律师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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