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非法行医罪的几个问题/丁巍(3)
2、现实生活中非法行医现象存在的社会原因
现实生活中，非法行医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不易被行政执法部门、刑事执法部门发现。待发觉时又大多造成了就诊人员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探求这一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原因主要表现为：（1）大、中型医院的诊疗费、治疗费、医药费、护理费普遍偏高，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普通居民、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的经济收入所难以承受；（2）距城镇较远的乡村、山寨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3）群众的普遍文化水准偏低，讳疾忌医、贪图便宜、病急乱投医甚至愚昧迷信的情况随处可见；（4）一些疑难杂症尚未为现今医疗技术所攻克；（5）部分从业医生医德较差，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6）就医者由于自己行为的不合法如超计划生育怀孕等而不愿就诊于合法医院；（7）医疗、医药行业丰厚的利润令一些不法之徒趋之若桀；（8）偏方医大病、名医在民间的陈腐思想根深蒂固；（9）主管部门管理不到位。
三、如何理解非法行医行为与伤害、死亡结果之间的关系
《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标准，法条原文分别以“情节严重”、“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作为决定量刑幅度的前提要件。司法实践中，如何认识非法行医人对就诊人身体伤害、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主观方面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只有在故意犯罪情况下才能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罪责，否则这种后果的发生只能以非法行医情节严重视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不存在过失，因为刑法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主要依据他对其危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所持的心理态度，对于危害后果的心理态度仅是辅助因素。非法行医行为人是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对医疗卫生秩序的管理规定，为了一己私利，而一意孤行的故意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从结果加重犯的角度来理解非法行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结果加重犯又叫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上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是：（1）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且对于犯罪行为造成的加重结果没有故意；例如，某甲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开设门诊从事诊疗活动已10年之久，2001年10月份的一天，某甲在为某乙接生时，盲目使用催产素，导致产妇宫腔压力异常增大，羊水进入破裂血管，形成羊水栓塞、急性心肺功能衰竭死亡，胎儿宫内窘迫死亡。该案中某甲实施了非法行医的基本犯罪行为，长期从事非法行医诊疗活动，这是构成非法行医犯罪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前提条件。（2）基本犯罪行为造成了加重后果，基本犯罪与加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谓加重结果是指法律规定超出基本犯罪的罪责范围的结果。就该案而言，某乙的死亡就是加重结果，因为某乙的死亡已经超出了某甲非法行医的犯罪故意，同时又是某甲非法行医行为所导致引发，与某甲的非法行医行为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之所以要追究犯罪行为人对超出基本犯罪故意的加重结果的刑事责任，就是因为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脱离因果关系，抛开因果关系去办案，就可能发生主观归罪的偏颇。假如该案中某乙在家自行生产因为大出血、昏迷后被送至某甲处抢救无效死亡，且某乙的死亡与某甲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则某甲对某乙的死亡结果就不应承担刑事责任。（3）非法行医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主观上有罪过，也就是说非法行医行为人对造成就诊人身体的伤害、死亡的加重后果发生可能预见。如果说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非法行医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那么，非法行医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便是其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仍以该案为例，假如某乙在某甲处顺产一男婴，生产当时母子平安，当某乙得知是久盼的男孩后，极度兴奋情况下，引发心肌梗塞死亡。如此，则死亡结果便为某甲所不能预见，某甲的主观上没有罪过，自然也就不应对此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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