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打击盗版与最终用户免责/傅钢(4)
具体而言，保护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只是中间过程，促进社会的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播才是其终极目标。知识产权不存在天经地义的预设水平和预设模式，其保护水平应与一国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标准。（[7]，寿步:《经济实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三论软件侵权如何界定），第4页）如果忽略这个前提，盲目追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水平，只能是一相情愿，作茧自缚。那种毫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实际后果就试图证明一个法律后果的必然性的法律教条主义，往往是自拆台脚，靠不住的。
让我们看一个史实，作为知识产权水平最高的美国，一向以知识产权文明的播火者自居，然而在对外国人作品的版权保护问题上，美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美国是在联邦版权法颁布100多年后，才宣布在有限的条件下对四个国家的外国作品予以版权保护。《伯尔尼公约》自1887年就已开始生效，但直到102年后的1989年，美国才加入此条约。为什么美国在保护外国人作品方面表现的如此滞后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一个国家的传播行业或传播手段并不发达时，保护外国人的版权会使本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美国一旦在传播领域拥有优势后，有反过来竭力推行保护版权的制度以保护其利益。最典型的就是1991年中国著作权实施后，美国就通过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迫使中国于1992年假如了《伯尔尼公约》。对于美国这种双重标准，我们指责其无赖也与事无补，一切都是利益使然。（前引[6]，寿步文，第3页） 但从中我们可以借鉴：在中国传播行业较为羸弱、软件大多依赖进口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过高显然是对我们极其不利的。除非咬紧牙关做个“贞妇烈女”，誓不用软件，否则全国上下都用正版的话，不知我国GNP的百分之几十要流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呢！简直是不堪设想！提高保护水平所带来的后果，绝不可能是用户都去买正版软件，而是中国的计算机应用大大萎缩。这种萎缩会极大的妨碍中国在计算机领域的进步。鉴于计算机在经济、国防，乃至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言不啻迎头重击。
而且正如文首所引的数据所显示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软件盗版实在是个很普遍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又何必勒紧裤腰带故做“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状呢？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若是过度严厉，反而限制了软件业的竞争甚至创新活动。实际上，目前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的新规定，已经导致贫弱国家无法享用到新科技的好处，进一步扩大了全球贫富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面对这种现实，尚不发达的我国应如何应对实在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溶入世界的大潮流下，在强权国家的弹压下，许多问题已经由不得我们，我们只能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舞蹈，并时不时的受到倾轧，这是落后国家的一种深深的无奈。加入WTO，遵守TRIPS协议是我们权衡利弊作出的必然选择。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低于TRIPS协议即可，但盲目拔高的话显然就是攒足了劲从自己身上割肉的愚蠢行为了。而按照TRIPS协议的要求（软件作为文字作品予以保护），打击盗版是不延及最终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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