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两极分化，基于理想供需模型的法律调控/杨松(4)
所谓供需决定价格，反过来价格也决定供需。这是弗里德曼提出的著名的供求规律或价格规律。而我们在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看到的情况是，供需单方面决定价格，而价格完全不能决定供需似乎并不适用，这显然是不符合经典的供求规律的。因为中国的住房的消费属性（居住属性）正在不断的消解，而其投资属性（金融属性）正日益突出并占据主导地位。而投资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受传统价格规律作用的，价格越高追捧的人反而越多，需求反而越旺盛，这是人们在股市牛市的情况下经常看到的现象，这也符合当下中国房市的现状。当下中国房市的投资投机氛围浓厚，连购房自住消费都带有强烈的投资色彩。中国的房地产正异化为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市场，有产者与无产者的财富距离在这里被再次放大，若不加调整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当前业已十分突出的两极分化局面，最终危及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考验政权存在的合法性！调控已迫在眉睫，调控是势在必行！
截至2011年，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房地产调控，1998年到2003年第一次房地产调控，2003年到2007年第二次房地产调控，2008年到2009年第三次房地产调控，2010年至今，第四次房地产调控。就经验而言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并未在历次调控中败下阵来，反而在每次调控之后报复性反弹，调控被人们笑称为空调，调控反而成了下一轮涨价的强烈型号，投资者逢低买进的最好时机。
这就是我国房地产调控的背景。
1.2、中国房地产调控的法理依据
1.2.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理想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原则及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念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于是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从此中国走出了“一字型社会”，告别了共同贫穷时代。
何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 邓小平同志多次讲到，“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于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邓小平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先富后富”理论，进一步消除了人们怕富拒富的心理阴影。人们的致富热情空前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解放和长足的发展，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的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10年，我国的GDP已经接近40万亿人民币，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经济长足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基尼指数屡创新高，到2010年，甚至超过了0.5，达到0.52，收入差距悬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中国进入了一个“L型社会”，两极分化日渐明显且短时间内难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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