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适用性/叶良芳(3)
（二）这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必然要求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最早来自英美法的规定。在英国法中，该原则被表述为：“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回答在法官看来，有可能使作证者陷于法官认为可能被控告或起诉，导致任何刑事指控、刑罚、或（刑事案件中）没收的任何问题。”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他自己的证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将该原则确立为一项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该原则要求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拒绝供述权，推行自白任意规则以及禁止刑迅逼供取证。沉默权是一个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状态，实际上是以消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拒绝供述权是以明确表示拒绝供述的积极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自白任意性规则是关于“不自愿的”供述的排除规则，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保障性规则；刑迅逼供是以各种手段摧残折磨被迅问人造成其肉体或者精神痛苦的方式，来达到获取其供述的目的，与反对自证其罪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该原则要求一切证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都必须由控方收集提供。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这一原则，如第43条规定，“．．．．．．严禁刑迅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一原则的采纳是有限度的，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第93条规定，即“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被追诉者拒绝供述或者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显然是矛盾的。当然，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这条规定更多是倡导性的，因为它没有规定不如实回答的法律后果。但实践中该规定却被曲解，认为被告人不如实供述是认罪态度差、主观恶性深的表现，以致将其作为抗拒从严来惩罚。笔者认为，我国立法一方面应确立被告人沉默权，另一方面应采取鼓励支持被告人陈述的措施，使其能够积极地进行供述和辩解，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被告人无论在侦查、起诉还是审判阶段，都可以选择提供陈述或者不提供陈述。如果被告人选择沉默，则侦控方不能向他提出问题，更不能要求他必须回答他能够回答的问题或者就前后矛盾的陈述作出解释，否则就成了要求被告人负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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