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梁剑兵(7)
所以，凡是有理智的中国人，决不应该轻信所谓的“民主”，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里，有无数的“志士”们为在中国实现西方化的民主前赴后继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什么呢？他们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到是为内战和内乱提供了理论上的武器，并且为盲目的民众提供了一些可以发泄不满情绪的狂热口号而已。诚如勒朋所说：“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勒朋认为，他这里所描述的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现代的现象，从古至今，与宗教或准宗教信仰有关的偏执“对人们的头脑实行的专制统治，早就为大家所知”，它甚至是一切伟大文明最基本的动力。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当然，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勒朋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6] 因此，科学的民主，不是也不应该是盲目的去体现什么“民意”，尤其是不能去体现在狂热和偏执的“群体情绪”控制下的“民意”，“真正的民意”不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更需要合理与合法的制约！作为当代中国有理智的政治家和有头脑的思想家们，现在应该是坐下来稳稳当当的和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什么是当前中国人民真正的民意？”的时候了。
（四）、政治问题主要是个程序问题。
如果说，米洛舍维其的下台是体现了南斯拉夫的“民意”的话，那么充其量只是体现了“米洛舍维其下台就可以解除制裁并得到美元”的民意，诚如分析家言：其实这个地区一向有“欧洲的火药桶”之称，两次世界大战都由这里发生的事件引起。到不是那里的国家本身对世界有什麽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有利害冲突的大国集团必争的势力范围。而那个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特点，也形成自身无法“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只能成为国际势力的“角力场”和得分的“显示牌”。塞尔维亚民族最多只能象铁托时代“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借社会主义集权制度作靠山，压制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抬头，另一方面接受西方的拉拢贿赂，靠其经济支持给自己创造一点“繁荣”。但是这是“嗟来之食”，一旦靠山（或贿赂者）本身情况变化，自己就毫无应变之力，再次成为一堆被推倒重砌的“麻将牌”，历史用不了多久就将再次证明，无论那里发生什麽事情，都只取决于那些国际“牌手”而不是“麻将牌”本身。[5]所以，与其说米洛舍维其的失败是“失去民意”，到不如说他是失败于错误的“民意判断”和同样错误的政治程序。首先，执政党竞选联盟对民意调查的结论本来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对待，并拿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包括在必要时更换总统候选人，但执政党竞选联盟却没有及时地对“真正的民意”进行认识和分析，是导致米洛舍维其得票落后的一个原因。其次，米洛舍维其及其政党所奉行的“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政治体制本来就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体制，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却偏偏把自己继续执政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化的“民主”和“大选”体制上，这不能不说是米洛舍维其政权失败的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最主要和最致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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