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余上云(3)
（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
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
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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