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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环境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韦群林(24)
还有学者认为只要是行政行为,无论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内部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几相比较,不难看出在究竟将什么样的“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标准上的不一。在司法审查至上、行政应受监督的法治理念下,在近一个世纪前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都可以设立平政院、对人事任免进行司法审查(如前面谈到的鲁迅诉教育部胜诉案),且当今德国、美国甚至中国台湾都早将人事任免行政行为纳入了司法审查之列的现状下,这种貌似“百家争鸣”、观点丰富的景象其实正是我国行政诉讼研究的无奈与悲哀:法学困囿于不确当立法的樊篱之中,难以超越,也难以真正在“法治国”的框架下自圆其说。
其实即便是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对行政工作人员基于工作关系而作出的指示、批复等行为,以及行政机关内部的工作安排、制度设计等等,也不是完全处于真空状态,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不造成损害。如同抽象行政行为较具体行政行为相比更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般,有关行政机关内部的制度设计、指示、批复甚至工作安排等等,都可以貌似公正、但却轻而易举地侵犯公务员的权益,如“一视同仁”地规定当年修过产假的公务员本次在调资之列,或规定竟聘副局长的条件性别上要求男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女性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在上述竟聘副局长事项上,如果仅仅某一个男性公务员符合条件,则无疑等于直接让此人高就副局长而将“公开竟聘”置于可笑之境。如此,如果仅仅将人事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将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则很容易留下空子,让行政机关(或个别不公正的掌权者)轻易地“化人事为工作”,规避司法审查。
因此,应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之列。

5、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列举式的规定的局限与误导
我国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将“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等九项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详细列举;此后,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0年3月10日废止)当中,增加列举了劳动教养决定、强制收容审查决定、征收超生费、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法规或者规章作出的“最终裁决”、赔偿问题所作的裁决、依照职权作出的强制性补偿决定、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等列举内容。煞一看来,似乎有使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比较具体明确、不易产生歧义等优点 。但是,这种貌似具体明确的列举,无论是在立法理念上,还是在立法技巧上,都是缺点诸多、误导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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