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转型期信用缺失的反思及对策/俞华权(3)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这里需要冷静的考虑，而不是感情。而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正是乡土社会所缺乏的。”⒁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是在乡土社会的格局下，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匆匆前进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伦理尚未建立及未深入渗透到国民的每一个部分。根据市场经济建立的法制同社会强大的习俗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⒂也就是说，现在的转型期是一个两种伦理转换的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与传统伦理在转换中激烈的摩擦，导致社会中利己心的普遍膨胀，经济交往信任度的普遍降低。这就好比现实中的人突然进入虚拟化的网络空间，旧有的约束在瞬间消失，而虚拟空间的约束机制又尚未建立，则人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就不可能很高。
当前中国这种信用缺失的势头必须被有效遏制，否则长期的信用低迷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经济的崩溃。但是，如何来遏制呢？我们发现，虽然各自产生的背景不同，但是毕竟两种伦理中都包含有对信用的高度要求，因此两种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沟通与转换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两种伦理中的共性，实现传统的思想观念、习俗行为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是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基础，必须在先进行。没有这种转变，新的秩序将很难正常运转，各种其他问题还会不断出现。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信用更倾向于一种个人关系的“熟人信用”，交易很大程度上靠人情维持，交易有特殊的“信用中介”——中人的保护。而西方的伦理中的信用却更倾向于一种普适的“生人信用”，其特殊的“信用中介”是各种金融机构。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外在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必然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市场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市场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假如西方在对抗风险的技术方面没有突破，则不但海上冒险和远程贸易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经济世界也不会形成。⒃为了对抗市场经济中所潜在的信用风险，西方对生人的信用度时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使其发展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预防及自我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各种形式的表现形式，如订约前对对方背景信息的充分了解，订约中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后果的预测及防范，订约后对对方履约行为及能力的密切关注，产生问题后积极的应对等等，完全是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高度紧张状态。这些在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为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要求在法律技术上的客观反映。各类客观有效、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也是在这种警惕心的要求下发展壮大起来的。这种金融体系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通过对风险的时空配置达到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⒃通过在动态中扮演中介角色，使分处不同时空的陌生人可以顺利高效地进行经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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