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斗争的现实思考――兼论机场公安机关的反恐对策/张昭辉(4)
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并未触及恐怖主义产生的本质原因。恐怖主义之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的产物。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潮是当前引发恐怖活动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被两极对立格局掩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进一步抬头，西方国家对此采用双重标准，甚至公然允许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狂热主义、反政府的敌对势力等极端分子在其国内进行政治蛊惑和经济筹资活动，纵容或支持其从事旨在分裂他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势头籍此甚嚣尘上。例如，劫机恐怖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少西方国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与双重标准处理劫机事件。东京条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等反对劫机活动的国际公约的签署与实施，对于反劫机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主要是靠各缔约国在自愿基础上的"善意遵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约束力强，而对西方大国的约束力却很弱，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对公约的适用范围与惩治条例解释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经常以"政治犯"为名，为东方阵营的劫机犯解脱，实际上是纵容劫机犯罪。此外，西方国家还在反恐怖协议中声称有保留权，特别是保留了自己将某些罪犯当作"政治犯"处理的权利，从而可以不予引渡，使这些协议在实际上难以起到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劫机是中国恐怖活动一个很突出的形式。劫机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台湾当局为劫机者提供庇护，甚至捧为“英雄”。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后来不得不改变这种做法，因此在90年代后，劫机事件逐渐减少。
第二，从大的方面来讲，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内部分裂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三大温床，这种状况将世界分为力量悬殊的几个阵营，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独享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大多数人却日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只有选择恐怖主义作为弱者的反抗武器、确立自己身份的手段；
第三，现代恐怖主义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利益和文化尖锐冲突的产物。 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加速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货币、技术、信息、理念和文化的跨国流动，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小，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比较优势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凸现出来。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等诸方面的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地区冲突，迫使少数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团体和个人实施极端的攻击行为，以自我牺牲精神和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全球性主流文化的渗透，使恐怖主义在精神上找到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摆脱政治困境的道路。在此期间，大国利益的冲突也曾为恐怖主义的繁衍提供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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