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与惯例的冲突与和谐－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胡茂刚(2)
2、《规定》是司法解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更高效力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需要。
从当代中国法的渊源来看，主要表现为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法律体系效力高低依次为宪法、基本法律、基本法律以外的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文件）、规章、特别行政区法律、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从法理和法制统一的角度来看，法律、行政法规具有普适性效力，任何司法解释或者纪要都不能与处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相违背和抵触，否则无效。《纪要》颁布的背景正是专门期货法律、行政法规空白的情况下，在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的旧框架内依据国务院关于整顿期货市场的文件、行规制定的。进入99年后，期货市场的法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民法通则》继续适用外，《合同法》以及最高院关于合同法的解释、《条例》、《管理办法》相继出台，居间合同和行纪合同作为专门的有名合同被明文写入合同法，原有的《纪要》即使不作修改，也将因为新的法律、行政法规的颁布实施而失去适用效力。
严格地说，《纪要》只是座谈会形成的人民法院内部审理期货案件的指导文件，不是司法解释，而《规定》已经上升到司法解释的高度来认识，其权威性不言而喻。
3、《规定》的出台体现了对投资者一般保护与特殊保护相结合的思想。民法通则、合同法及商事法律奉行平等、公平的原则，投资者与期货公司、期货公司与交易所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适当平衡期货公司的责任承担机制并不等于对投资者权益的漠视，实现了期货法律关系向公正、平等理念回归的转变。首先，《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应当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市场各方参与者坚持过错和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区分责任，实行一体保护。
期货市场作为技术性很强的市场，要求参与者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技能，投资者与期货公司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期货市场又是一个法律关系复杂的市场，且无专门的《期货法》可循。相对期货公司而言，投资者在交易中处于明显劣势，属于市场中的“弱者”，需要法律对其进行倾斜保护。在无法区分过错大小的情况下，设定对期货公司稍重的责任达到对投资者的特别保护。譬如全权委托、透支交易都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双方都有过错，但期货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损失的60％－80％，投资者的责任比例在20％－40％。可以说，对主要、次要责任的分配比例细化致如此地步，在司法解释中实属罕见，对投资者倾斜保护的目的显而易见。
二、期货司法解释的指导原则
1、意思自治，合法约定优先。《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意思自治是市场经济方式对法律提出的要求，是对“契约自由”的扬弃。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捍卫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活动，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法律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判断追求自身利益，旨在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法谚曰：“当事人合法约定即具有创设法律的功能”。在期货市场，意思自治体现为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尊重和保护，只要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和合法的，并且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当事人的约定就是合法和有效的。实践中，期货公司和客户要特别注意利用经纪合同中约定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譬如强平的条件和通知方式、优价成交收益的处理、客户保证金不足时保留持仓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技术故障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等等。意思自治为个性化的期货经纪合同的签订奠定法律基础。
总共9页
[1] 2
[3] [4] [5] [6] [7] [8] [9]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