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秦前红(29)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法律及其民主宪政制度安身立命的根据在于它们能够满足甚至放纵资本的增值欲望。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只能是以维护资产者权利为价值追求。资产阶级设计的宪政模式，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的前提下的一种自我调适，必然追求在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讲求一种形式理性。这一点决定资本主义宪政只能是一种形式宪政。
（二）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实质宪政，它不但要防范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合法侵犯
尽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法学家就针对形式宪政的局限提出实质宪政的主张，试图救治形式宪政的弊端，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质宪政才能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宪政是从更高制度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宪政的一次革命。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制度还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与以往的思想、制度和运动存在质的区别。哈罗德·J·伯尔曼曾说：“每次革命都可以这样看待：与其说它造成了破坏，不如说它促成了转变。每种革命都不得不与过去妥协，但它也成功的产生一种新法律，这种新法律体现革命为之奋斗的许多主要目标。”[58] 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新法律，要体现的正是实现实质公正，从根本上消除合法侵犯，建立实质宪政这样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追求，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特性中窥见一斑。
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依旧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59]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包含着对国家的承认——直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为止。”[60]但是，国家从一开始就处于被仇恨的处境，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它能够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服务。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试图建立一种全新制度的尝试。马克思评价说：巴黎公社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个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及其本身而进行的革命。”[61]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不再为某一个阶级服务，而是人类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工具，当这一夙愿得以实现时，国家就趋于灭亡。“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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