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内容疏而不漏的质疑/王立民(8)
唐律的这一思想与当时唐统治阶级成员主张要严惩罪犯，不能让非份分子具有侥幸心理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唐律制订、定本时期的唐统治阶级成员大多主张要严打罪犯，并使那些非份分子打消犯罪不惩的侥幸心理，以此来维护治安，稳定社会。贞观时期的唐太宗、魏征等人都有这种思想。唐太宗认为：“天下愚人者多，”而且“愚人好犯宪章”，因此不能让“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⑧魏征则认为，不严惩罪犯，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说：“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⑨要严惩罪犯并使非份分子不具犯罪的侥幸心理，使用疏的法网显然是不够的，相反却需要密的法网。可以这样说，唐律的法网密而不漏正是唐统治阶级成员这种思想的产物。
唐统治阶级成员的这种思想与以往封建统治者的重刑思想及其实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重刑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网要密，二是用刑要重。唐以前的许多统治者都主张用重刑治国。先秦时期的商鞅就认为，治国只有用重刑，轻刑不足以成事。他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⑩秦朝的统治者把重刑推向极端，不仅用刑很重，而且法网亦很密，史有繁于秋荼、密于凝脂之说。⑾汉初统治者虽有“约法三章”的规定和约法省刑的措施，可以后法网还是不断加密，以致在汉武帝时期形成了汉律六十篇，大大多于战国时期法经和秦律的篇目数。魏晋南北朝时颁行律的篇目数虽少于汉律，但多数律的篇目数仍具一定规模，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律的内容少了就会出现罪漏的情况，即所谓的“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⑿罪漏是封建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事。可见，不让罪漏、不使法网很疏似乎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共同意志，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击犯罪、稳定社会、长治久安。
尽管战国、秦朝的统治者与汉至唐的统治者都主张法网不可疏，但他们的治国方略却不完全相同。战国和秦朝的统治者一味用法，忽视礼教，以致法治走向极端，善法变成了恶法，百姓不堪忍受，最后秦朝仅两世即亡。汉至唐的统治者总结了秦早亡的教训，改用礼法结合的治国方略，既重视礼教，又不忽视法制，两者相辅相成，以致汉和唐两朝都延续了较长的时间。因此，战国、秦朝统治者与汉至唐朝统治治国的区别主要在于治国方略上，而不在于对法网疏密的态度上。
唐朝的定本是在唐太宗贞观时期。唐太宗的法制思想对唐律的制定应有很大的影响。在唐律颁布前，他曾表达过国家的法律应该“简约”思想，但这里的“简约”是指同一犯罪不要在多处作规定，以免“互文”，被人钻空子，而不是法网要疏的意思。贞观十年（公元637年）唐太宗曾对他的侍臣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⒀唐律颁行以后，唐太宗关心的不是法网疏密的问题，而是法官是否依唐律司法的问题。贞观十六年（公元643年）他曾对太理卿孙伏伽说：“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要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⒁可见，唐太宗对唐律的法网不表示异议，也说明唐律法网较密是出于他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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