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德国法对中国近代法制形成的影响/王立民(7)
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验，正式向朝廷陈述。他说：“今则普、奥二国既先后立宪矣。”“普国之宪法，协定也，而不能行大权政治。”“查欧洲各国君主，虽亦称皇帝，实不过其历史相沿之敬称，而未必即为握有主权之元首。例如德国君主，亦皇帝也，而其实际，乃联邦最高之机关，皇帝与帝国议会、联邦议会，实立于同等之地位。”(28)大臣戴鸿慈在陈述要求编纂法律的理由时，首先以德国为例，进行论证，以期他的建议能为政府所接受。他说：“臣等考之东西各国，所以能臻了强盛者，莫不经历法典编纂时期，而其政策则各有不同。普鲁之士编纂普通国法，以守成为主，置法典改正事务局阅31年之久，逮普法战争以还，德意志有统一联邦之心，设立法曹协会，而帝国法律卒竟厥功，其民法一编，乃阅13年之久而后有成。”(29)可见，德国法被传到中国以后，不仅为政府官员所接受，还逐渐影响到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乃至当时的立法。
第二方面，德国法被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国家的高等教育之中。鉴于德国法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中国变法的特殊作用，在本世纪初，清政府便把它作为一门课程而列入高等教育之中。在光绪28年（1902年）颁行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的第七节“仕学馆课程分年表”里，明确规定德国法是第三年所学的“法律学”内容中的一部分。“法律学（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法兰西法、德意志法）”(30)清政府下台后，德国法仍被重视，并是大学“法科”课程中仅有的三门国别法选修课之一。1913年1月公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在第二章“学科及科目”的第九条“大学法科之科目”中说：“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法兰西法（选择一种）”(31)的配合学习和研究德国法，更准确地把握德国法的原意，清末的大学堂还把学习德语作为政法科教学中的一个重点，规定德语“政法科”大学生仅有的两门选修外语之一。“外国语惟英语必通习，德语或法语是一种习之。”学习德语的周时数和内容均与英语相同。周时数为8小时；内容是“讲读、文法、翻译、作文”。(32)德国法被列入高等教育的课程后，便可更为系统、广泛地进行传授，其影响也因此而被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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