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再审新证据的认定与运用/罗飞云(2)
（一） 再审新证据的收集主体多元化。司法实践中，再审新证据有的是当事人自己收集的，有的是检察院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为调查案件事实而收集的，也有的是再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调取的，还有的是其他权力机关在另案中调取的（注：如司法实践中作为再审新证据的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一般都是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在另案中调取的询问笔录的形式出现，只有极少的证人证言是当事人自己提供的，如交通肇事案件中后来找到的目击证人的证言。）。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负有主张责任与举证责任，如果当事人认为原审裁判事实认定错误，当然可以收集新证据启动再审，但是检察院能否对已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重新调查取证？调取的能证明原审事实认定有错误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检察院为证明原审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合法或系伪造、变造而调取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检察院为证明原审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而未调查收集证据而调取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另外由于申诉上访严重、领导交办查清事实等原因，法院在再审复查阶段甚至在再审审理阶段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还有，其他权力机关在另案中调取的证人证言和当事人陈述能否作为再审新证据？
（二） 再审新证据的种类多元化。司法实践中，再审新证据的种类涉及《民事诉讼法》第 63 条规定的 7 种证据类型，但主要是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也有极少的物证、视听资料、勘验笔录。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运用最广的证据种类，[1]在再审新证据中占的比例也最高。[2]书证的真实性比较容易确定，以书证作为新证据启动再审问题不大，但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的主观性强、真实性往往难以认定，若允许以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作为新证据启动再审，是否会造成既判力频频被打破的危险？就鉴定结论而言，《审监解释》明确了作为新证据的鉴定结论仅限于“原作出鉴定结论者”重新作出的鉴定结论，而实践中，原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推翻原结论的情况几乎没有，以新的鉴定结论启动再审的大多是原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那么其他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推翻原结论的，能否作为新证据？当不同的委托主体选择不同的鉴定机构而出现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时，法院如何取舍？
（三） 再审新证据的证明力标准多样化。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新证据证明力的要求是“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但由于这一标准的模糊性又没有进一步的司法解释的弥补，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采取的是必然性标准，即新证据必须能够推翻原裁判，有的法院采取的是盖然性标准即新证据可能推翻原裁判。“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何谓“足以”？何谓“推翻”？“足以推翻”是采取必然性标准还是采取盖然性标准？在再审的不同阶段即立案阶段、审查阶段和审理阶段是否要采取不同的标准？“推翻”的对象是推翻生效裁判的主文，还是推翻生效裁判认定的主要事实，抑或推翻生效裁判认定的任何事实，包括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足以推翻”是指再审新证据本身还是再审新证据结合原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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