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托拉斯法垄断内涵的确定及其启示/立民(5)
反托拉斯立法对垄断的模糊界定为反托拉斯法的灵活运用提供了可能，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竞争与适度集中对效益的积极促进作用。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竞争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具有提高效率的作用，因为它能激励人们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降低价格，使消费者受益并增加社会总福利。但是作为生产组织又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即规模扩大可以发展分工协作，降低固定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同时也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企业规模扩大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上的垄断，它为垄断行为的实施提供了物质条件。可见，垄断与竞争是一对“悖论”，对垄断的过分严格禁止，会限制竞争的激烈程度，结果就不是保护竞争，而是阻碍了竞争，阻碍了效益的提高。同样，如果禁止不力，垄断也会遏制竞争的发展，破坏效率的实现。如何在竞争与垄断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度，需要执法者与法官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解。这对于以稳定性为鲜明特征的国家立法来说显然力不从心。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反托拉斯立法对垄断界定的模糊并不是它的缺陷，这种模糊的界定反而为反托拉斯法在适用过程中紧贴时代的发展，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使其不致成为经济发展的僵化枷锁。
反托拉斯法的适用除外规定也体现了效益原则。美国反托拉斯法并不禁止一切垄断行为及垄断状态。它对一些特殊经济部门内的特定限制竞争行为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具有特定内容的行为难予豁免。如农业、银行业、保险业以及各种公用事业中的某些特定的垄断经营和联合行为；小企业法所允许的小企业为研究、开发和利用资源进行的协调行为；政府批准的、为加强与外国企业竞争而进行的企业协调活动等等，均不受反托拉斯法的追究。这类豁免的给予是基于经济部门发展的特殊性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更确切地，是基于在这些滞留成本（指企业退出某一行业时不能由原来的市场转移出去或流动出去的固定投资）较高的部门，过度的竞争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巨无霸企业”的存在，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无序竞争、恶意竞争对整个社会经济效益造成的损害。
联邦最高法院在适用反托拉斯法确定垄断的内涵时所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原则不是对效益这一认定垄断的根本标准的排斥。相反，这些原则和效益原则是相容的、互补的，是效益原则的具体化。应用合理原则时，效率本身就是法院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中的核心因素，本身违法标准推定某些行为本身即为违法而无须考量其他因素，首先是因为这些行为对竞争和效率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行为主义原则和结构主义原则所坚持的是市场行为或结构是否有利于竞争、有利于效率的提高。由于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动和发展，这些互为补充的各标准之间，在认定垄断中的地位也会时升时降，但联邦法院百年来的反托拉斯实践基本上都是以效益作为确定垄断内涵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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