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托拉斯法垄断内涵的确定及其启示/立民(6)
维护竞争秩序以使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使经济效益最佳化，也一直是反托拉斯当局关注的首要目标。谢尔曼法公布以后，西奥多·罗斯福曾对大企业的兼并和控制采取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他认为，这个时代是联合的时代，任何阻止联合的努力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最终将走上斜路。因为阻止联合的做法将破坏效率，引起无目的政府干预。1918年，负责反垄断事务的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威·巴克斯特宣布：“反垄断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效率”，其继任者保尔·麦格拉斯也声称，施行反垄断政策的唯一基础应当建立在经济效率概念之上。[5]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局长巴克斯特，对企业兼并更是采取了甚为容忍的态度。他提出要系统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以决定一项反托拉斯行动的预期效益是否同长期诉讼的费用相称。他还在1982年撤销了联邦政府对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长达10多年的诉讼。这一案件的撤销足以表明效益原则认定反托拉斯法上的垄断所具有的突出意义。
四、 从美国反托拉斯法看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定位
效益原则成为托拉斯实践中认定垄断是否存在的核心原则，并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讲，效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效益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人类的社会生存必须依赖人类的劳动，人类的劳动应当是有效益的，如果人类的劳动效益很低，甚至没有效益，人类的生存质量，甚至能否生存都将成为问题。因而人类从来都是重视效益的。同时，效益原则成为垄断认定的核心标准也是法思想和立法、司法实践由“个人权利本位”向“社会权益本位”转变的必然结果。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主要是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进行，民法保护平等市场主体的权利，促使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与些相适应，法思想与立法，司法实践均遵循“个人权利本位”原则，契约自由、私权绝对成立民法强调的两个重要原则，然而，以自由为基调的资本主义经济其自动调节作用是有限度的，为了填补市民法剩留的法的空白状态，需要国家制定对经济实行干预的法，这种法就是以及垄断法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法。与传统民法不同，反垄断法修正了契约自由、私权绝对原则而强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对社会整体效益的维护。正如，经济分析法学家们所强调的，效益原理决定着国家是否运用法的手段干预经济生活；权利的保护方法也往往根据效益原理加以确定。[6](P216-217)
美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的发源地，其百年来的反托拉斯实践表明，效益应成为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是否有损效益的实现应是认定垄断是否存在的首要标准。当然，反垄断法上的效益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一，反垄断法上的效益观是综合性的效益观，它既包括经济效益（效率是衡量效益高低的重要指标），也包括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效益；其二，反垄断法上的效益观是整体性的效益观，反垄法侧重于对社会主体利益的保护，侧重于对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其三，反垄断法上的效益观是长远性的效益观，反垄断法侧重维护关系全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长远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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