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10年（2000～2010年）法律适用问题探讨/吕芳(17)
综上，10年回首，中国法院在探索中国特色法治的道路上虽然严守法条主义的传统，但在法律适用中仍存在很多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阐述了“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即制定良好的法律与法律得到一贯遵守，对中国法院而言，2011年全国人大开会时，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意味着法治第一个原则基本达成，第二个原则于是凸显。法院如何利用法律自身的逻辑，结合对正义的价值判断对法律进行依法适用，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与司法环境，仍然有待不断的探索。
注释:
[1]参见季卫东：《社会变迁与法制》，载李盾主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2]参见张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的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3]同上注。
[4]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5]参见《加强立法工作与提高立法质量》，《法制日报》1997年12月2日第1版。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含7个部门三个层次》，中国网，2009年9月22日。对比数据可以发现，尽管之前的统计数据与之后的数据有一定的出入，这或许是不同的口径造成的，也可能是之前的统计并非十分规范，不过从绝对数量而言，进入21世纪，立法基本上摆脱了多、快的要求。
[7]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到2010年，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确保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参见相关会议报道。
[8]肖金明：《中国立法检视与反省》，《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9]以下部分的司法是狭义司法概念，指法院的审判活动。
[10]苏力、强世功：《法律与治理》，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5日访问。
[11]对于“法治的司法时代”另一个佐证就是现在中国已进入“诉讼社会”，即我国每年约有1亿人（次）牵涉进各类诉讼或准诉讼、类诉讼程序中。参见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境况下的司法模式》，《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
[12]如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法律出版社在2002～2003年间出版的“司法改革报告”系列丛书以及各法律学术刊物所刊发的文章等等。学术对于司法改革的热衷，也从侧面说明了“司法时代”的真正来临。
[13]参见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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