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10年（2000～2010年）法律适用问题探讨/吕芳(7)
第四，对法官与其他人员相互行为模式作出规定，如2004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上述联合发布的文件，一方面，其性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法理上分析，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立法解释权，二者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仍可归于司法解释行列中，然而公安部、司法部以及其他国务院部委依法享有的是部门规章制定权，这些立法权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只是对国务院各个部委制定联合规章予以授权，并非对它们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文件进行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国务院部委等对其定性也并不明确。如2002年司法部《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司发通[2002]62号2002年8月6日）中，对于其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联合发布的文件称为“规章规范性文件”，即“二、司法部决定废止2000年以前与其他有关部门联合制发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似乎有将之归于规章的含义，但因为这些文件名目各不相同，有“函”、“通报”、“通知”、“答复”、“综合批复”、“联合批复”等等，内容、效力、重要性等也有不同，因此统一称之为规章也不应然，所以含混称为“规章规范性文件”。从目前的法院实践看，这些规章规范性文件也是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对其性质与效力应当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另一方面，多头联合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尽管是统一行动，互相沟通后对某些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规范，但仍存在部门利益之下的不协调，为法院法律适用埋下隐患。如1998年5月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夺机动车案件的通知》，相较1965年两高和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都是几个部门统一下发文件，都有关于赃款赃物的处理，但不同的部门从部门方便和部门利益角度处罚，为本部门处理赃款赃物方便而忽视其他部门，也容易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关于赃款赃物的法律规定并不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至1998年，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办法、通知、批复等就达19个之多。规定虽多，交叉、重复、矛盾的地方也不少。”“赃款赃物的移送本质上是诉讼行为，应该在诉讼法规中进行规定。而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却只字未提，直至1996年新修订时才在第198条中进行了规定。上述19个规定中，立法、司法部门作出的少，大多数是财政部门作出的，而只有在赃款赃物上交国库时，这种诉讼行为才可以同时看成是财政行为。事实上，司法机关之间移送赃款赃物以及未上交国库的赃款赃物的移送都不应在财政法规中进行规定。除财政部外，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参与了这些规定的制定。”立法主体的复杂化，直接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如1998年1月19日“两高”等6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专门规定了赃款赃物问题，且明确公、检、法部门以前制定的规定与此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由于这6个部门不包括财政部，它制定的有关规定今后能否继续适用就是个未知数。就是在1998年1月19日最新公布的规定中，也存在矛盾。“该规定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审判机关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不得不受理案件，不能退回补充侦查。另一方面则不能完全查清案件事实，却又不能轻易作出相关罪名不成立的判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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