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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关保英(3)
  第三,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行政权力。司法审查的标的是行政行为,这是没有争议的。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司法审查的标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进行审查,并依审查的结果作出相应判决,整个行政诉讼过程就是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而展开的,行政行为作为审查标的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标的是否也是具体行政行为呢?回答是否定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行政成本权衡的核心不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或合理性与否,其所考量的乃是行政行为的上位要素,即决定行政行为作出的行政权力。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行为的作出是无法进行成本权衡的,因为依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实体法的规定,行政行为只要依法律规定的要件而作出就是合法的,其在作出过程中的消耗只要没有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就无法作出大与小的衡量。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突出的都是形式要件。而行政成本权衡则已经超越了具体行政行为本身,其是对操控行政行为的行政权力的权衡。行政权力大多设定于行政实体法之中,或者行政组织法之中,或者部门行政管理法之中,行政权力有投入与产出的成本分析基础。因此,应当认为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之标的是行政权力。这在逻辑上也是说得过去的,人民法院对行政系统的制约并不是对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制约,而是对行政主体代表国家所行使的行政权力的制约。上面已经说过,行政成本权衡所反映的是行政主体与国家政权体系的关系,因此,行政成本权衡的作用基点在行政权力方面而不是在行政行为方面。
  二、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价值
  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在不同的政权体制之下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在同一类政权体制之下的不同国家亦有微妙差别。 [6]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若从制度和运作的情形观察,应当说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均是不尽如人意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是国内教科书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普遍评价。[7] 基于此,我国司法审查中所关注的是具体行政行为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常常以行政相对人是否能够接受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即便将具体行政行为置于行政合理性原则之中,其中关于合法性的审查也会尽量地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予以结合。易言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度与广度仅仅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也可以算作行政诉讼制度的模式之一。但有些国家在建构其司法审查制度时则是另一种情形,其所关注的是行政权力的行使,或者司法审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制约行政权力与保护社会公众的双重价值。以美国的司法审查为例,在整个司法审查过程中,法院的功能即在于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加理性。而不以防止行政权行使中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这一单一价值目标为核心。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所确立的我国司法审查的宗旨并不仅是相对人权益保护这一单一价值,只是后来的制度建构忽视了对行政权力约束和考量这一相对较高的价值。该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其中关于司法审查的价值目标乃是双重的,即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而依第二个价值目标,我们便能够得出在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行为中权衡行政成本乃是顺理成章之结论。那么,司法审查中的行政成本权衡究竟有什么样的法律价值呢?笔者试从下列方面予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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