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重述——基于行政复议立法史所作的考察/章剑生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重述——基于行政复议立法史所作的考察/章剑生(6)

四、余论
有关《行政复议法》修改——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动作（如举办会议、发表论文等）近几年也是频频出现，但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关注与讨论是不够充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复议的“修法”工程若匆匆上马，那么我们可能得不到一部高质量的新《行政复议法》。“监督”与“保权”不是同一平面上可以共处的两个立法目的，它如同一个人有两个大脑，怎么能够使四肢协调自如呢？因此，多重的立法目的如不可避免，则应当依照某种价值指引作一个次序安排，以便在个案中可以获得权衡的准则。因此，在这里《行政复议法》应当是一个调节器，用于调节不同立法目的之间在某一个案中的恰当定位。
另一个本文不能展开的问题的是，在讨论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有一个行政救济制度的整体观念，把行政诉讼、行政信访与行政复议置于行政救济制度的结构中加以考虑，协调它们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使之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互补性，共同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一个有实效性的行政救济制度。

注释:
[1] 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 当然，50年代有关行政复议的立法以及实践如昙花一现，直到80年代初才重现，中间20多年的历史空白一片。到1990年，约有10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行政复议。该数据可参见郜风涛主编：《行政复议法教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3] 我曾根据《中国法律年鉴》2004-2009卷中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整理，获得了这一结论。参见章剑生：《行政复议程序正当化修复》，《江淮论坛》2010年第6期。对于行政复议制度批判，还可以参见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4] 钮涟等主编：《行政复议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5] 杨景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草案）〉的说明》，载应松年等编著：《行政复议法例解与适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
[6]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通知》（1999年5月6日国发[1999]10号）。
[7] “2006年9月，遵照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批示精神，罗干同志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对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2006年12月，华建敏国务委员主持召开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座谈会，对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行政复议工作作了全面部署。” 参见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草案）〉的说明》（2007年8年3日）。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