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余凌云(8)
然而，格林、迪普洛克给出的不够精确的“不合理”公式，给人们留下了多义的解算。狭义上的“不合理”变成了一个可变标准，有着多种层次与程度，很难锁定或界定出客观标准。 [14]正如黑尔什姆（Lord Hailsham）洞察到的，两个有理性的人面对同样一些事实，可能非常理性地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不失为合理。 [15]
因此，从理论上讲，籍着“不合理”标准，法官只要愿意，就可以走得很远，反之，也完全可以驻足不前，用它作为不干预的借口。“不合理”标准的适用就呈现出了一个似乎不可预测的幅度。那么，怎么把握其中的尺度呢？
最初，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解释得相当严格。这是格林的初衷，也是一种抑制策略，不让法官干预的冲动过分溢出。从格林的评价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法官认识的，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都不是普通老百姓（the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的认识，不是常理下的一般感受。其次，只有当“不合理”达到了荒谬不经的程度，法官才会出手干预。也就是说，法院还是比较尊重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判断，不轻易伸手。
这是因为，立法机关之所以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是要它根据立法目的、情势、政策和经验作出最恰当的选择，实现个案正义，更好地回应社会的需要。裁量的自治，承载着行政机关要向议会承担的一种政治责任。法院却不承担这样的政治责任，它的手也就不能伸得太长，不能随意篡夺议会授权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不能取代行政机关去判断选择的优劣好坏。
所以，要指控行政机关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必须要有某种压倒一切的证据。要做到这一点，难度极大。实践中也只有极少胜诉的判例。比如，Backhouse v. Lambeth London Borough Council (1972)，为规避未来对涨价的限制，行政机关做出决定，把政府住宅（council dwelling）的每周租金从原来的8英磅一下子涨到18,000英镑，并于次日生效。 [16]这种决定决不是一个有理性的行政机关能够做出来的。
对这种极苛刻的“不合理”，凯恩评价道，它不太可能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决定或规则是极端意义上的不合理，那么，它通常会落入司法审查的其他标准之中。 [17]比如，不相关考虑或者程序违法。在审查标准之间的转换是很普遍的。法官也愿意在彼此之间跳跃，避难就易，青睐并转向那些相对客观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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