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苗连营(2)
儒家思想特别强调“和”的意义，主张施政使民，贵乎“执中”；天地万物，贵乎“中和”；君子言行，贵乎“中庸”[2] ；“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等，其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是中和哲学。“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1章)因此，中、和是天下的大本与达道，是万物生存与发展的本源；天地有序、万物生育尽在于中、和之性。本于孔子、成于孔子后学之手的《易传》，对《周易》的基本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说和发挥，使儒家的中和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易传》崇尚中和，其中心法则即为阴阳中和之道，这种中和也叫“太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高度中和的“太和”正是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万事万物常存而不息的根本原因；阴阳只有处于中和的相互作用、协同运动、对立统一关系中，才能化生万物并使其获得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处于最佳的存在状态。《系辞》所描绘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样一幅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也是存在于美妙的中和关系之中。中和之道的本质是“时中”，即善于把握和利用客观形势的变化与时机，随时进行调整而执“中”，从而创造出更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其实质是主动顺应天地之道的“适时之变”，即“应乎天而时行”，“承天而时行”(《易传·彖·大有》)。《易传》以“究天人之际”为主题，“揭示人类进取创造的生存方式，标举儒家崇尚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境界；易道体现了以中和为特色的天人和合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中华民族尚中尚和的思维方式”[3] 。使阴阳中和观念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用以阐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宋明理学中，“和”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总结和发展。北宋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指出：“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通书·师第七》，《周子全书》卷8)。“北宋五子”之一张载视太和为“和”的最高境界，太和者“和之至也”。“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正蒙·太和篇》)因此，“太和”便是天地之道，是天地运行和万物生长的最后根据、现实过程、根本动力，也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价值之渊源[4] 。理学大家程颐同样强调：“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长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伊川易传·乾·彖》)“若至中和，则是达天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5)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安泰。而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为乖错。其间一家一国，莫不然。”(《中庸或问》第1章)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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