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苗连营(6)
立基于多元主义之上的宪政意味着对价值多元、文化多元、利益多元的承认与肯定，要求相互竞争中的每一方都应当以他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承认对方的“主体性”，相互尊重、彼此宽容，从而将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通过非暴力的政治谈判和妥协来解决。在这个自由的多元化社会场景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张彼此平等竞争，形形色色的利益诉求均可公开博弈，多样性和差别性都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一切观点和利益都完全靠自己的内在品质及其正当性而赢得人们的认同。罗尔斯特别将多元主义区别为合理多元(reasonable pluralism)和简单多元(simple pluralism)，前者强调合理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主张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后者只说明学说的多样性。政治自由主义的课题是，不只是把简单多元视为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将合理多元作为民主社会文化的当然现象；在当代民主社会拥有合理却不相容的宗教和哲学主张的前提下，如何可能产生一个合理对立学说能够共存、共同肯定宪政体制的稳定、正义的社会 [10]?多元主义宪政观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更是一种政治结构模式：它反对任何人拥有法律上、政治上或道德上的至上权威，强调对于自由的维护必须倚赖权力的分散及其相互之间的制衡；各利益主体基于对自身利益的深切关心，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政治权力的运行过程施加影响，进而实现制度设计和利益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多元化和决策民主化。这样的宪政文化氛围历练着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素养和宽容、妥协精神，使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变革都抛弃了睚眦必报式的复仇或摧枯拉朽式的革命，而采取合作与妥协的宪政改良主义，多元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共存成为一种常态，整个社会的实质性和谐由此得以达成。因此，和谐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宪政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多元文化为背景和支撑的社会生活样态；社会的多元化对于宪政与和谐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是建立在宗法统治关系基础上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体系，奉行的是神秘一元主义与绝对君权主义的国家观，血缘宗法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家”是“国”的最初形式，所谓的“国”只不过是“家”的放大和延伸而已。这种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必定是一个一元性的社会。君主正像是一个家族的家长，君主制正像家长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都以此权力为最终依归，所有的个人都是依附于此权力的臣民；家长式的君主握有无限的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一切权力的化身和源泉。“权者，君之所独创也。”(《商君书·修权》)文武百官都是辅佐君主统治国家的幕僚，其所享有的权力都只不过是皇权的延伸而已。在这种宗法制政体之下，家族的结构模式与伦理道德具有超越于自身的普遍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而成为安排政治关系、确定政治生活原理的模板与指南，家族的秩序和利益就是浓缩了的国家的秩序和利益，血统身份与政治身份、亲缘伦理关系与政治权力关系、家族网络结构与国家政权结构一一相应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吾侪若能对宗法精神根本明了，则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谓‘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庶几乎可以索解矣。” [11]可以说，“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历代统治者都以家族伦理为治国之理。”所谓的“大一统”，“不是统一于作为民族或社会代表的国家，也不是统一于作为民族或国家之象征的人员经常流动的某个机构，而是统一于某个君主及其家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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