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苗连营(9)
可见，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对个人人格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更重视个人的社会角色，“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被体现，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合，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存在一个抽象的人格 [17]。在这种文化观念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只不过是宗法等级链条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结，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为家长、家族、王权的淫威所吞没，个人的利益完全以国家(实际上是扭曲、膨胀了的家族)利益为依归。法律的制度设计与具体操作也处处都在刻意维护着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使贵贱有别，下不凌上，伦常纲纪得以不替，君子得以重临民，进而维持一种严格的宗法等级秩序。在这种秩序和结构之中，礼是道德体系的核心和维系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生活方式、衣履器物无一不异，正所谓“观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新书·服疑》)；“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无其禄不敢用其财”(《管子·立政》)。“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马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汉书·成帝纪》)。“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没有平等、没有协商、没有“自我”，君主对臣民可以生杀予夺，下等级对上等级必须绝对服从，在和谐静谧的田园风光和脉脉温情的宗法政治背后到处流淌的都是专横暴虐与屈辱服从的血泪，个人受到轻视乃至否定，人性受到压抑渐至枯萎，个人的权利、尊严和意志受到漠视与蹂躏。这种思想意识以其强大的惯性延续于中国传统社会，窒息了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的终极关怀，自然也无法滋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精神。
四、从利益调谐的宪政机制看传统的和谐观念
宪政主义的和谐观认为，在谋求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通过回避“矛盾”或压制“冲突”来实现多元利益的宽容共存；在矛盾中求协调、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共存，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利益格局和价值法则，也是宪政的重要功能和目标。在实现社会和谐方面，与前立宪主义时代不同，宪政不是靠压制不同的利益诉求来谋求多元利益通向一致，而是通过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与衡量机制，并合理排列各种价值秩序，以保证各利益主体都能够有效地参与到政治运作与利益选择过程之中，从而为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提供一个宽容、妥协与合作的常规机制和稳定的规则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可靠的体制性资源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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