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营销与中国法律的公众形象/张远梁(7)
传统的 “重礼轻法”封建文化对人们的影响的至深的，很多人至今仍对一些观念坚信不移，认为法和法制的职能只是惩治犯人、坏人，多半与自己的正常生活无关，因此不懂得用法[22]来保障自己的权益。“长期以来，不少人所理解的法律是作为镇压阶级敌人、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工具而存在的。”[23]许多老百姓一提到法[24]，往往想到的就是犯法、拘押、审讯、坐牢等等，产生某种恐惧。与这一点相联系的，则是许多司法部门和人员多有衙门作风，缺少服务意识，对执法对象态度简单生硬，甚至严刑逼供，对法律本身也不尊重，将其视为己物，执法犯法……这两种情况相互迭加，就严重地歪曲了我国法制的性质，损害了法律的形象。
站在“法律人”这个角度来看，受传统“人治主义”和“人情主义”的影响，“权大于法”、“人情高于王法”的意识还有相当的市场。在执法过程中“认人不认理，服权不服法”的现象严重。在这个大环境下，行政权力、经济利益、私人关系等纷纷介入司法程序，导致了“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出现，难以杜绝。这是对我国法制建设的极大挑战和危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切实解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正执法等“老大难”问题，以进一步确立并强化法律的独立性和尊严，将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关键。
法律的形象的树立离不开法律文化的重塑，法律文化是法律的人化，是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在大众中在社会上的普及化。但由于人们的传统素质和心理习惯起作用，我们的司法执法工作往往缺乏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其突出表现是司法执法的非日常化：应该日常化处理的问题，却不能通过日常的工作来解决，不得不采取“运动式”执法，最典型的如热一阵冷一阵的“严打”。“运动式执法自始是以法治精神的流失为代价的，它所弥漫的是一种宽猛相济式的人治原则，而不是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这样一来，依法办事就成了反常，而违法、犯法却成为经常，弱化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和形象，从而使公民失去对法律的基本信任。”[25]
得不到基本信任的产品是没有好销路的，法律也一样。在大众看来，打官司总没下场，没事还是少沾法律的边。[26]珠江三角洲某地的村民，80年代初期就迁居当地，但由于政策贯彻到基层就变了味，户口审批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村民虽然知道自己有理有据，分明是基层的干部从中作梗。但他们不会想起法律，他们不相信法律能够为他们解决现实的难题。所以他们选择上访也不会起诉。我们承认，上访也不失为解决“民告官”纠纷的一个好办法，但那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在他们看来，法律在很多时候都不凑效。虽然明知道给官员塞小费是不合法的，但上头的政策下来，能否执行还得看基层，因为作为代耕户的村民户口一旦审批下来，将涉及到当地山林的收益权和出售山泥土石的分红问题。[27]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都会变得格外理性，涉及到自己的实际利益的时候，基层官员便会使尽“法术”对事态加以阻止甚至百般刁难。更何况中国社会是个重人情的社会，不讨好地方的官员，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没法解决。所以，根本症结不在于自己有多少理多少据，而是有没有地方官员在背后支撑。村民们和基层干部“谈判”八年，每年挨家挨户筹款用以“走人事”、制作材料、上访等活动，耗费大笔资金，几次到市人大、市政府寻求，还两次上访到省里，2001年才把户口问题解决了。[28]现实情况使大众没办法信任法律、没办法寄法律以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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