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原因视角下的合同解除损害赔偿范围研究/曾凡昌(2)
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债务不履行所产生的损害都可以获得赔偿，即全部赔偿原则{3}。按照罗马法的全部赔偿原则，债务人必须对债权人遭受的全部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在解除合同时，赔偿范围不但包括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而且还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1]也有观点认为，不可主张可得利益损害赔偿，因为上述费用是当事人为追求履行利益而付出的必要成本{5}。
在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主义模式下，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范围在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违约损害赔偿之外的损害赔偿{5}34-36。前者在性质上应该是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所应恢复的并非“原有状况”而是“应有状况”{6}。而后者是指在违约损害赔偿之外，因合同解除而使当事人遭受的损害，如返还给付、对给付物进行保管等费用。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主义模式虽承认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认为可请求的不是债务不履行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而是因信赖合同继续存在而生的信赖利益的赔偿。[2]
（二）对“一般化”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质疑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与合同解除的依据有密切关系，应根据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
我国对于合同解除情况下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要么是没有注意到不同的合同解除依据对合同损害的赔偿范围的本质性影响，要么是朦胧地意识到了合同解除情形与损害赔偿范围之确定具有相互关联，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合同解除与赔偿损失的关系{7}。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的情形可以类型化为协议方式的合同解除、预期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实际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在不同的合同解除情形下，损害赔偿的范围也不同。
三、“个别化”分析方法对合同解除时损害赔偿范围的研究
（一）协议解除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范围
协议解除合同是指不存在其他合同解除原因时，双方当事人完全通过自由协商达成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形。协议解除属于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一般认为，协议解除是当事人各自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提议或同意解除合同的，既然选择协议解除，通过双方达成的协议处分了自己的可得利益，那么根据获得利益者应当承担风险的伦理原则，他也应当负担风险责任。因此，是否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以及主张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均可以由当事人自由商定。但是如果当事人未具体约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和因解除合同而造成的损失，前者包括订立合同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因相信合同能适当履行而作准备所支付的必要费用；后者包括合同解除后返还原物所支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对给付物的保管、维护费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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