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与伦理/王人博
内容提要: 2011年10月21日至22日，第七届国际经济伦理研讨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宁远楼召开。期间，许多学者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作了重点发言。围绕会议的主题，有的发言偏重于理论角度的阐述，有的从社会生活的某一个侧面生动形象地剖析这类问题，但都不乏生动和深刻，直指问题的要害。下文对其中8个人发言的内容作了摘录，使读者能够快捷地了解其精要。
宪政中的宪政伦理
——王人博教授的主题演讲
经济与政治向来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于是，在这场以国际经济伦理为主题的研讨会上，王人博教授从宪政伦理的角度阐述了他的看法并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
王教授首先谈到讨论这个话题的动机。源自于民国时期中国人雷宾楠对英国著名法学家戴雪的名著《英宪精义》的翻译，其中有一处翻译颇有意味——雷先生将宪法惯例翻译成“典则”，随后又译成“宪德”——宪法之美德，即如今我们所说的宪政伦理。这一翻译充分体现了雷先生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中国人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宪法文本，而是宪法精神、宪法伦理。
有感于此，王人博教授从两个层面逐步表达了他的观点。
第一，宪政伦理比宪法规范或宪法性法律更重要。宪法惯例的构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创造宪法惯例的人，二是有宪法惯例的维持者、守护者。这样一个先例的传承，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道德伦理问题。王教授认为，“创造惯例的人伟大，守住惯例的人更伟大。”提及宪法惯例的传承，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位八年后，在宪法对总统任期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主动退位。之后的继位者无不遵此惯例，仅有罗斯福总统因二战情况特殊而例外。美国之所以被公认为宪政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有宪法伦理、有政治美德。
美国有华盛顿、林肯、罗斯福这些伟人，中国也有。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最敬仰的领袖。但中国的伟人和美国的相比伟大之处不同。从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到邓小平，只有邓小平从自己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也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第一位主动从自己位置上退下来的政治领袖。这一点在在场美国同仁看来可能不以为然，但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是巨大的进步。由邓小平创造的这个惯例在中国传承了下来，形成了中国的政治伦理，虽然还不能称得上是宪政伦理，但在有着“家天下”传统的中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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