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杨涛

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杨涛
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

杨涛

近段时间来，我们明显地感到中央反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仅8月份，我们就先后从相关报道中听到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处分，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被双规，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程维高们的落马，我想到了同是在今年7月16日被迫辞职的梁锦松，这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前财政司司长因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为迎接即将诞生的婴儿买车，被指控“突击”买车避税。尽管梁锦松强调买车当时港府仍未决定会否增加汽车登记税，也尽管他决定把加税前后车价差额的两倍捐给一个慈善机构，甚至于特首董建华也认为其只属无心之失，但公众及有关机构仍然不依不饶，梁锦松无奈之下只好辞职了事。梁锦松的无心之失与程维高们的为他人和其子谋利、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他人贵重物品等恶劣行径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违法、违纪的严重性比较看，一般人总是认为香港对梁锦松的处理未免过重，但笔者却不这样认为。人性的问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但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梁锦松今天的无心之失可不予追究，换得的可能是明天的贪得无厌，但在香港却不给他以机会。然而，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梁锦松在他无心之失时被追究仅需付出辞职的代价，却不是程维高们的可以恣意妄为、一错再错，最后在不可收拾时一起算总帐，落个开除党籍处分乃至于追究其刑事责任身败名裂的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程维高们是“不幸” 的，而梁锦松却是十足的“万幸”。
这种不幸” 与“万幸”缘何而来？考究其中，我们只能得出制度使然，良好的制度使魔鬼成天使，纰漏的制度使天使成魔鬼。这种制度上的区别与差异，主要从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运行的状况是否良好互动得以辨析。
权利与权力之间的运行上看，首先，代表公众眼睛的新闻舆论能否有充分的自由，有效地监督权力的运行。在梁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新闻媒体在该事件中穷追不舍，身为高官的梁锦松并无控制媒体的权力，面对媒体是无可奈何，只有百般辩解，以求得公众的支持与理解。而对程维高们来说，媒体是其管辖下的相当于行政机关的单位，他们总是可以直接控制或间接干涉当地媒体的生存发展进而钳制言论。所以程维高主政十年，丑闻不断，却不见有披露于报端，倒是歌功颂德不少，媒体自由话语的缺失，是其“不幸”根源之一。其次，公民的控告、申诉、举报能否自动启动对权力的审查，而无须来自更上一级的权力的自上而下督促，来自领导的批示，上一级的权力的恩赐。有报道称香港一名警长公开称要向廉政公署举报梁锦松，后来廉署果然调查了梁，公民的权利当然地启动对权力的审查。而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历经八年，换来的却是丢掉工作、劳教两年，最后是要惊动中纪委才平反冤屈，可见在河北的一亩三分地上，没有谁能启动审查程维高的程序，权利在权力的压制下毫无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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