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们的“不幸”与梁锦松的“万幸”/杨涛(2)
权力对权力之间的运行上看，首先要看的是立法机关（在大陆是权力机关）能否对行政执行机关进行有效制约。梁锦松为买车的事是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地接受香港立法会的质询，立法权强有力地制约的行政权的恣意。但程维高们却少有受有关机关的质询，更不用说为此辞职。在各级人大，尽管对“一府二院”的监督有所加强,但远远不够，我们鲜有听到有高官在质询后免职或辞职。在各级地方党委，议行合一、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体制，使党内有效的制约机制难以形成，党的一把手的权力无法有效受制约，很多情形下，党内决策是否民主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良心与道德自律。其次，是司法、执纪权的行使上，是否能独立自主，只服从于法律与纪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与个人的干涉。廉政公署调查梁锦松，特首尽管同情这位得力下属，但对于廉署的调查，也是一筹莫展，并无干涉。原河北省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却已是无法查办了。我们的平级的监督并没有真正建立，监督失控。而中国特色的强有力的监督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但上级是人力有限、情况不熟，而且监督也往往是事后进行，监督真空形成巨大的腐败温床。所以为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特别是对省部级的监督，才有中央巡视组的诞生。
面对权力的恣意妄为，公众舆论患上群体失语症，公民控告石沉大海甚至于惹上牢狱之灾，权力对权力无法有效制约，平级司法、执纪机关无从独立，使程维高们忘乎所以，积少成多、坐大成势，丧失小错及时纠正的机会，最终落个身败名裂，追悔莫及。比起梁锦松的仅仅辞职而言，制度带给程维高们的，难道不是“不幸” 吗？
所以，加大反腐力度是深得民心的大事，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更要建立我们缺失的某些制度，从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良好互动运行两方面着手，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使腐败消失在萌芽时期。这是预防腐败的要求，也是保护我们的官员不致于陷入深潭、万劫不复的需要。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总共2页
[1] 2
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