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适用/孙启亮(2)
（三）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是转变职务犯罪侦查方式的需要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多数依靠“由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办案人员能收集到的证据主要来自犯罪嫌疑人或行贿人员的供述。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和社会效果等方面来看，这样的侦查模式不仅让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处于被动位置，一旦侦查活动陷入困境，甚至还会引发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的产生。因此，针对职务犯罪，从“由供到证”的侦查方式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方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作为直接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检察机关，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等一系列制度。
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适用现状
（一）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尚无有效的法律规定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有技术侦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而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人民警察法》中规定的技术侦查针对的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而职务犯罪案件一般不属于这两类犯罪，因而这实际上已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排除在外。
（二）检察机关往往通过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来侦查职务犯罪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技术侦查时，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不能自行实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实施，也即检察机关可以借用其他侦查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从实践中看，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弊端。
一是使用不够规范。由于一直是借用，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也就没有进行制度建设，例如没有进一步明确可以使用技术侦查的案件具体范围、审批的具体程序，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不规范。
二是启动程序复杂。检察机关因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时，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后，再由公安或国家安全机关提供协助，而法律并无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必须予以及时配合支持，由此导致启动程序的复杂。
三是不利于保密。技术侦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秘密性，而实践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往往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由此势必不利于案情的保密，尤其当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为公安人员时更是如此。[2]
（三）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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