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划变更与利害关系人权益的维护/欧元军
欧元军 副教授
在国家行政活动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大化和多元化的情况下，行政规划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社会行政手段，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行政规划可以较好地实现行政主体的行政目标。但伴随着行政规划的充分应用，对行政规划的立法和法律实践亦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主要是程序控制，包括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变更和废止程序。本文所要探讨行政规划变更中利害关系人权益维护的问题。
一、对行政规划变更不服的法律救济程序缺失
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作出的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予以实现的、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之事务的部署与安排。理论界立足不同角度，对行政规划的类型作出不同的分类。按照行政规划的约束力来划分，例如德国行政法将行政规划分为指导性规划、调控性规划和命令性规划；日本行政法将行政规划分为拘束性规划和非拘束性规划。所谓拘束性规划是一种是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规划。此类行政规划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具有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遵守的效力，如根据拓宽城市道路的规划而作出拆迁房屋的决定。非拘束性规划是不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规划。这种类型的行政规划主要为资讯性计划和影响性计划，如“西部开发战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此类行政规划并不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对行政相对人也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对行政主体还是具有拘束力，此类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要求行政主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实施。从影响利害关系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本文所探讨的是有直接拘束相对人的拘束性规划。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及社会发展本身的不可知性，已存在的行政规划可能需要及时的变更。但是，如果没有法律对行政主体的规划变更权做出必要的限制以及相应的法律救济，则行政规划则变得毫无意义，受行政规划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无从谈起。
我们可以从一个案例来看行政规划变更的法律救济缺失。广州市桥虹花园建成于1996年，是一个别墅小区，规划总用地面积54567平方米，一共有200余栋，业主大都为民企老板，按照原有的规划，小区内大概有8000多平方米的物管房、园林、儿童游乐设施等公共用地。2003年11月26日，原开发商将29栋待建别墅用地和部分花园用地等共8110.8平方米，出售给广州市番禺友谊有限公司。友谊公司在取得广州市规划局番禺区分局等部门发出的相关证件后，于2004年7月开始拆除上述用地的园林和物管用房，用于兴建商铺和住宅，现已建成。小区的业主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维权。2004年12月，业委会主任陈先生将番禺区规划局告上了越秀区法院，三个月之后，法院判决番禺区规划局在2004年发给友谊公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行政许可法》，两个证被撤销，工程曾经一度停工。但在去年10月，友谊公司再度开始施工。2005年11月初，陈先生再次起诉番禺区规划局。在该案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规划局有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职权，友谊公司也是按照规划局的要求办理手续，因此业主们要求撤销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理由不充分，驳回了陈先生的要求。[1]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受规划直接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桥虹花园业主的主张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行政机关未经告知和听证程序就做出了变更行政规划的决定，但令人感到不合理的是，此案件暴露出出我国现行法在行政规划立法及对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受行政规划变更行为实质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得到有效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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