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立宪设计的规范性原则/姜峰(7)
联邦党人的智慧是，滥用权力的野心会因自身的贪婪而受到有益的限制。因此，必须在制度上维护各个部门秉持不同的行动原则，这是控制和利用党争原则的要求，其目的是相互之间尽可能少的发生联系，这样也能使政治决策体现多重视角，遏制多数派不顾公益和少数人利益的倾向。“所有的权力将来自社会和从属于社会，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 [44]立法机关的两院制设计，也旨在减少形成垄断性决策源的机会，其原理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 [45]
联邦党人对党争功能的看法，即使不是直接来源于马基雅维利，也至少与其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指出：一个共和国因为冲突而得到活力：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和自由。但是，马基雅维利只是揭示了冲突在事实上的积极功能，而联邦党人则实现了党争功能的制度化。正像苏珊·邓恩所评价的那样，党争的存在并非反对政府：党争组成政府。不同党派的冲突不仅为政府所容忍，相反，“冲突即是政府。” [46]抑制党争的弊害，利用党争的好处，必须使政党在宪法之下。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指出，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等人对党派政治已有防御之心，他们力图建立起一种能制约党派的宪法安排，而竭力避免建立“一个宪法名义下的政党政府”。 [47]是要让宪法制约政党，而不是让政党控制宪法。换言之，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希望利用新的联邦宪法机制，分散和削弱党派活动的力量，使派别利益难以集中和串通起来，否则，联邦政府将沦为执行党派意志的工具。这种宪法安排的最终政治后果是积极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的早期创立，通过对持异议者的合法性的承认，反而巩固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 [48]
五、减少制度挑战良心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把超越个人和党派私利、追求公益的个人修养视为“良心”。如果当权者怀有这种良心，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制度的缺陷，不过，对良心的强调可能会降低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集权统治就往往把当权者的良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但实际上，这会加大制度的道德风险：一旦统治者或其代理人良知败坏，政治就会面临破产的境地。联邦党人认识到，就一般情况而言，制度的根本功能是防止私利在公共生活中的泛滥，如果承认自利是政治社会的一般状况，制度的设计也必须建立在这一预设之上。因此，必须以常人的品格来作为政治设计的基础，而不能把良好的治理效果建立在当权者有高度公益感这一预设之上。良好的制度是普遍公益感的前提，而不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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