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立宪设计的规范性原则/姜峰(8)
联邦党人既不像宪法反对者那样，把当时美国大众民主制的缺陷归于公益精神的缺失，也不认为制度的良好效果以人人为公为前提。汉密尔顿提醒人们要“正视人类天性，不扩大其美德，不夸张其瑕垢。” [49]对人性的双重假定，使他们认识到人的行为的可塑性，政治行为的后果是否有助于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的规则约束将产生何种激励。
一个重要事实是，人不但是自利的，还可能是软弱的。在论述总统的薪俸不得受制于立法机关控制这一问题时，汉密尔顿说，立法部门如果对国家主要行政官员的薪给有任意处置之权，无异于可以使之屈从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赋予立法机关这种处置权，则会产生负面激励，其或者采取削减其生活费用，或诱之以贿赂等手段使行政部门屈从就范。“世间自有不受威胁利诱者存在；但培育出此类坚毅美德之土壤尚属罕见；从总的方面，可以说主宰一人的薪给，即可主宰此人的意志。” [50]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宪法规定总统任职期间薪俸既不得增加也不得减少，这一对立法机关的硬约束，旨在确保总统能够保持独立。
联邦党人对总统否决权的看法体现了同样的考虑。总统否决权是一种有限否决权，他有权提出反对意见以阻却一切他不同意的议案，但如果立法机关各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再次批准，便可不经其附属而成为法律。采有限否决而非绝对否决的原因在于，行使前一权力意味着与国会的激烈对抗，需要总统具备超乎常人的坚定性，而联邦党人认为对总统的个人品格做这种假定并不妥当。为求自保而设定的权力，应该建立在常人的品格之上，“总统的宪法权利直接受到侵犯，公众利益显然受到损害，则具有常人毅力的总统亦将运用宪法授予的权力保障，恪尽职责。” [51]
同样，在论述严格的薪俸保障对于法官独立品格的意义时，汉密尔顿也指出，不要试图挑战法官的坚定性。“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 [52]法官的独立虽至关重要，但没有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能把司法官的独立品格仅寄望于法官的个人修养。相反，法官的独立和坚定是制度严密呵护的结果，而不是制度的前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宪法为什么要通过终身任职、薪俸可增不可减等严格措施来保障法官的独立了。 [53]
需要强调的是，联邦党人希望立宪设计减少挑战个人良心的机会，但这并非否定良心对于制度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制度本身对于形成公益感和良知的意义。良好的个人品质是制度设计的效果而不是制度的预设条件，它是一种“制度的良知”。实际上，联邦党人之所以强调规则的意义，恰恰是期望通过良好的规则设计来形成张扬“美德”、抑制“瑕垢”的制度性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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