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郑毅(5)
其次，从量的另一个方面来说，现行宪法文本对于某些问题的规定已经落后于制度实践，极大限制了应然指导作用的发生。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现行宪法对于地方的财政自主权确认与保障的缺乏。一方面，宪法条文的央地分权更多地集中在政治、立法、组织等领域，而对作为经济基础的财政自主权却极少涉及。试问财政不独立如何实现作为上层建筑的其它权力的实质划分？另一方面，这种财政权力的缺位集中体现在一般地方的权力享有上。出于特殊的政治考量，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都享有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前者得到了宪法第117条的明确承认，而后者则由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维护。与此相应，占据我国绝大多数的一般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却被宪法文本忽略了。如果说这种现状的成因在于长期以来高度中央集权下的统收统支的经济体制的话，那么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之后，随着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明确界定，一般地方事实上已经享有了在一定范围内的财政自主权。虽然1995年修正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及时对这一制度变革进行了确认，但宪法层面上的“与时俱进”却迟迟未见，颇为遗憾。 [21]
最后，从质的方面来说，部分宪法条文的规范过于抽象，难以充分体现实施的价值。如，被学界普遍视为我国央地关系总原则的第3条第3款，已经远不能承担起总括新历史条件下央地关系法制化的重任。一方面，除了前文提及的政治宣示性有余而实际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该条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关于央地关系讲话的直接翻版。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22]作为宪法规范的第3条第3款，本身并无直接加以实施的可能，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宪法中其他关于央地关系的条款提供基础性指导。然而在当前宪法文本对于央地关系进行二元描述的条款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弥足珍贵的第3条第3款的实现程度也就愈发堪忧了。另一方面，第3条第3款非但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给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法制实践留下了太多的模糊空间，也催生了诸多的难题” [23]，无奈地成为一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条款。
（二）技术性应对：修改、解释抑或下位法的完善？
以上对于宪法文本缺陷导致的功能失灵分析或许并不全面，但基本能够反映现行宪法文本在央地关系处理上的疲态。文本开篇即指出宪法既是文本学又是规范学，前者对应文本的完善，而后者则对应规范的实施。对前文指出的缺失、滞后、抽象三类瑕疵加以归纳可知，缺失反映出的是文本的完善问题，而滞后和抽象则反映的则是实施的完善问题。因此，对于应对策略的探讨，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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