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郑毅(9)
[19] 典型的例子是1947年颁布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参见任进：《中外地方政府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20] 由于宪法诉讼制度的缺位，我国中央与地方纠纷的解决模式当以“协商”为宜，但遗憾的是，虽然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论述中对此多有提及，但却至今仍无法摆脱在现行宪法文本中难觅明确依据的尴尬。参见郑毅：《浅议中央与地方纠纷之协商解决模式》，载《政法学刊》2010年第2期，第25-26页。
[2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宪法层面的规范缺失也导致时下正如火如荼施行的“对口支援”政策遭遇了一定的法理困境，参见郑毅：《法制背景下的对口援疆——以府际关系为视角》，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1页。
[2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2页。
[23] 前引1，第10页。
[24] 详见蔡定剑：《从宪法文本谈修宪方式》，载《法学》1999年第12期，第12页。
[25]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332页。
[26] 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载《浙江学刊》2009年第9期，第19页。
[27] 参见郑毅：《浅析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之完善——从界定准违宪责任的视角》，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8期，第6页。
[28] 前引7，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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