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选择模式（下）——欧美模式与中国模式之比较、启示与思考/许军珂(5)
我国立法模式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首先把“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给予消费者特殊的保护；其次给予了消费者单方选择的自由，且限定在“商品提供地法”。接着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没有任何相关活动的，适用“商品提供地法”。虽然只有两款但也有三个层次，规定得简明扼要。
（二）启示与思考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欧美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适用规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有其特定背景和原因。欧美都曾尝试改革，但均已失败告终。
欧洲合同法律选择条款有一些例外规定，其中一个主要的例外就是弱方当事人的保护，因此在欧洲，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选择不能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的法律保护，已成共识。但是消费者的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也有限制，即另一方当事人“经营者”应同时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从事商业活动，这样那些所谓的“移动消费者”，自己到另一国家主动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就不在保护之列。《罗马公约》第5条保护的是消极消费者，怎样使这些“移动消费者”的权利也受到保护？《罗马条例I》曾试图进行改革，在其草案中曾增加保护“移动消费者”的条款，但最终没有成功。[14]主要来自经营者的反对。如果把积极的主动消费也纳入“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范围，经营者会面对许多不同的消费者所在国的法律，对于经营者开展跨国经营十分不利。
美国尝试在U.C.C修订中引进欧洲模式，结果失败。反对者多来自商业利益集团，他们不愿让自己面对消费者惯常居所地的法律。一些学者认为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会增加诉讼费用风险，[15]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美国的宪法体系对合同冲突法的限制，如果强制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会违反宪法的“充分信任条款”。[16]
这些都说明了一部好的立法，应立足本国实际，平衡各方利益，易于法官适用。基于这样的启示，对于我国的立法模式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有以下思考：
首先应界定“消费者合同”，这关系到条款适用的范围，这虽然是实体法的任务，但为了更好地适用法律，《法律适用法》仍应借鉴欧洲立法，予以界定。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有明确的消费者合同定义，仍有一些“混合合同”，比如律师买车、商人卖掉自己的营业等，仍需要法官根据订立合同的事实进行推断。在实践中，欧洲对“消费者合同”采取了宽泛的解释，对一些混合合同，“如果一个私人的行为部分在其职业范围内，部分不在职业范围内，这种情况可以放入第5条的适用范围内，前提条件是其主要活动是在职业以外，货物和服务的接受之事实是在其职业以外，而另一方当事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应放在第5条范围之外。”[17]鉴于服务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界定“消费者合同”时也应把服务消费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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