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及其选择 以德国、瑞士、奥地利、列支登士敦为考察重点/沈建峰(4)
2．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
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权利内容的开放性。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各种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而没有准确的界限。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立法模式中具体人格权所保护的对象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私人领域、名誉、自由等等对象首先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法律难以也没有对其作出任何规范性的界定，其概念都是开放的。在这些开放性概念基础上建立起的具体人格权其内容当然也是开放的。在权利内容这一问题上，两种立法模式之不同的一个代表性例子是关于自由权的理解。在德国法中，自由被限制性地解释为身体自由;而在奥地利法中，学者们认为，“作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6条规定的天生权利的自由权保护的客体既包括身体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行为自由)”。[22]值得一提的是，从法律条文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43条关于姓名保护的规定中，姓名权的对象和权能似乎都是封闭的，构成了上述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的反证。但是，该法“规定姓名保护的第43条是1916年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进行第3次修订时才加入的，而当时的《德国民法典》第12条是它的榜样”。[23]它并不是奥地利具体人格权内容开放模式的产物。
3．具体人格权救济手段开放
在这种立法模式中，侵害具体人格权的法律效果具有开放性，而不是像德国法那样，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这一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第39条中。该条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特别是身体和精神的完整、名誉、信用……等受到侵害，则可以要求确认人格关系、排除妨碍、通过收回或者类似的行为恢复原状、停止侵害……”，而没有针对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的救济方式。由此，对具体的人格权而言，其救济方式具有开放性，法官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应当采取怎样的救济方式。
二、不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存在的根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具体人格权制度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下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这一目标。这种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就是不同立法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法律文化和制度背景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目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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