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民法典》合同制度改革之争/秦立崴(3)
(一)愈加受约束的合同自由
《拿破仑法典》奠基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兴盛的个人主义哲学。这一哲学以人人平等为价值起点，赋予个人创制约束自身的规则的权力。个人的意志成为个人自身负担法律义务与责任的合理依据，而未经个人同意的约束性规范不具有合法性。社会契约成为解释国家公权力效力来源的逻辑假设。个人主义哲学在经济领域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每个个人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好的裁断者。因此，经济交换活动在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对抗游戏中发生和发展。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尽力争取利益，同时也有义务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在交换中，一方缔约人不负有考量对方利益的义务，这就是合同自由所依据的伦理上的公正。学说上，被概括为缔约人的意思自治理论。
《拿破仑法典》在人类社会立法史上的巨大意义，除了法律规范得以法典化本身，还在于它里程碑式地确立了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的意思自治公设。《拿破仑法典》的第1108条将缔约人的同意列为协议生效的首要条件。从第1109到第1122条构成同意制度的专节，明确错误、欺诈和胁迫成为构成缔约人同意的瑕疵，并可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第1156条要求合同解释必须探寻缔约人真实的共同意志。[8]虽然《拿破仑法典》没有设立合同成立的专节，也没有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个概念。但是，法国经典法律学说公认的合同成立条件，仅为缔约人就合同本质要素完成了同意的交换(即意志的相遇)一项。[9]这种认识也源自对《拿破仑法典》第1583条的解读。该条规定:买卖合同仅因买卖双方就交易之物和价格达成合意即告成立。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拿破仑法典》第1134条第1款的宣示:作为缔约人的共同意志成果，契约在缔约人之间拥有与法律同等的效力。[10]可见，作为合同自由原则之核心的意志主义在法国传统合同法中占据统治地位。
以个人主义哲学为逻辑基础的合同自由原则，强调个人有缔约与不缔约的自由，有选择缔约对象的自由，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这一经典法律论断已为世人共知，并被法国司法部改革草案和泰黑草案明确列为原则性法律规范。[11]但是，作为法国民法伟大传统的合同自由理念和原则，历经岁月至今日，其内涵早已难负经典论断的诠释。比如正在运营的出租车驾驶员不得拒绝乘客正常的搭乘要求，即他不享有不缔约的自由;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肤色或民族等身份特征为由拒绝与特定应聘者签约，否则会因歧视性招聘条件受到惩罚;快递公司不得在服务合同中设定不承担保证及时送货义务的条款[12]等。除了上述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在法律和判例中确立的强行性规范外，行业垄断和市场价格串通等行为所导致的缔约双方经济地位和协商力不平等现象，也成为破坏经典合同自由原则的因素。在消费合同方面，普通消费者往往在客观上既无法选择更有利于自己的缔约对象，也无力改变制式合同的内容。甚至，他们的生活需要迫使他们只能与特定占据垄断地位的缔约对象签合同，从而丧失了不缔约的自由。因此，经典合同自由主义从协议的达成这一结果逆向推导出缔约人意志自由和地位平等这两个前提的逻辑公设，已经明显脱离了现实。合同不再意味着公正，意志的宣示也不必然体现自由了。
总共35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