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基本权与税文化/周永坤(2)
“收益型税文化”建立的基础有两个：经济上的国家所有制和政治上的“家产制国家（韦伯用语）”。在东方家国一体的“家产制国家”中，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二而一的。什么是国家？近中国古代通行的理解，国家有三要素：土地、人民、社稷，而这三者都是国王的私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不要以为这是皇帝的“意淫”，它在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中国周代实行的分封，它的重要功能其实是分配“土地使用权”，土地的最终所有人是周天子。孟子笔下的“井田制”虽然有点过于理想化，但是决非空穴来风。唐代还实行“均田制”，国家定期对土地进行分配，人死了土地（口分田）要上缴国家，不准买卖。随着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附着于”土地上的人民的统治权也随之转让。在进入民国之前，中国人的财产权只有对抗平权主体的意义，不具备对抗国家的意义——起码在终极意义上如此。因为国家享有财产（主要是土地），因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当然要向国王交“土地使用租金”——税。如果说得更直白一点，人本身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生产的成果本身就是人民主人的收益。这就如同母牛生产的小牛也是母牛主人的财产是一个道理。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代为什么长期收“人头税”，因为“添丁”也被看作是臣民作为财产的“自然滋息”。这就是家天下的逻辑。这一点还可以从税的用途来证明。《汉书·刑法志》云：“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这里的“足食”是谁“足食”？当然是收税的人，而不是纳税的人。这告诉我们，税和赋是两种不同的收益，“税”用来供土地所有者吃用，而赋则用来养兵，它不是用于公益。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看，“税”、“赋”、“徭役”只是税的不同名称而已。
在这个税文化里，税是国家作为财产主体处分财产的方式，课税的正当性依托于国家的统治权，而这个统治权是“天”给的，与人民无干。臣民的纳税义务基于臣民身分，而不是臣民的同意。你生活在这个国家，就有义务向国家缴纳税收，这是一种绝对的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可以“正当地”禁止老百姓出境，因为人本身是皇帝的财产，出境对于国家来说意味着“财产流失”。在这个税文化里，人民只是“为国家生产税”的工具。这样，“纳税人”的概念，更不用说“纳税人权利”这样的概念，在中国税文化里闻所未闻。它的结果之一便是，在纳税问题上，无法形成国王与臣民法律意义上的关系，只有绝对的统治与服从。
它个税文化当然有它的长处：简便易行。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是皇家的事，不需要繁琐的讨论与决定程序。但是，它是有政治代价的。由于只有国家单方面的课征，不存在纳税者的讨价还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税收与生产消费的失衡，重税难免。通常的结果是随着王朝的老化，食税者人口日增，税赋日重，民生日艰，周期性王朝更迭将不可避免。所以，中国古代明君贤相的一个重要“信条”常常是“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不过，实行轻徭薄赋并不是法律，也不是人民的权利，是帝王对人民的“仁政”，是一种恩惠，是否实行全仗帝王自律。如果人民要求低税，那简直就是造反了。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孔老夫子变着法儿告诫统治者“苛政猛于虎也”!其实苛政何至吃人，它最终也吃统治者：老虎吃得人绝了种，它自己迟早也会完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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