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基本权与税文化/周永坤(3)
西方的Tax则不同。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辞典》对税的释义是“公民缴给政府用于公共目的的资金”。布莱克法律词典的“税”条说：“政府对个人、公司或信托所得以及房地产或赠予物价值征收的费用。征税的目的是获得财政收入以满足公共需求。”从中可以看出tax的核心含义有二条：第一，税是施加于财产上的一种“负担”；第二，税当用于“公共目的”。这个税文化与中国税文化差异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不认为税是财产的收益，而认为税是财产的“负担”。姑且称此种税文化为“负担型税文化”。
负担型税文化也有两个重要的经济、政治基础：经济上的财产私有制和政治上的公民国家。财产私有制大家都清楚，它是一种财产归公民（个人及个人的联合）所有的制度。虽然私有制不绝对排斥国家拥有财产，但是它主张区分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前者管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后者管公共事务。正是这种社会分工为“负担型税文化”提供了可能。因为从逻辑上说，只有财产所有人才可能承担附加于财产上的义务，如果公民没有财产，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税——没有财产何来财产负担？而公民国家则为负担型税文化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因为只有公民联合的国家，它为公民服务，公民才有义务为国家的活动支付费用，人民也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主权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拥有税收决定权，并以此作为控制国家机关的重要手段。可见此种税文化中，税的“话语权”在公民，而不在国家。
财产私有与公民国家是现代税制的两大基础这一理论，可以从中西税制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解释。在西方，现代税制的完善，是与私有制的发展同步的。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与此相应的是，税收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因为生产的财富都是国家的，国家需要多少就留多少。国家用多少，老百姓留多少，只是国家计划问题，不需要税收。我儿时家乡就曾经实行过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全部要上交、再返还这样的怪事。改革开放以后，公民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国家所需除了国有资产的利润（包括卖地）外，就得靠税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税收在国家公共开支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有报道说，2010年，我国税收首超8万亿，占财政收入的88%。[2]
“收益型税文化”与“负担型税文化”折射出来的政治差别是，在“收益型税文化”中，收税人是主人，在“负担型税文化”中，纳税人是主人。正是这一根本性的差别决定了在“收益型税文化”中税收的擅断，而在“负担型税文化”中必须实行税的法定主义。在税收擅断主义下，收不收税，怎么收税，民众只是通过官文“透露”才知晓，无法通过程序参与，更谈不上决定税收。在税收法定主义下，收不收税，怎么收税，由人民通过法律决定，收税问题上出了纠纷，由法律解决。这构成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牵制：如果统治者不按民主原则组建政府，人民可以不纳税，所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此之谓也。而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政府乱征税，它根本就玩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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