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及中国人权模式/黎尔平(9)
最后，在目前行政权力极为强大、司法难以独立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人权司法（宪政）保护的难度。这些困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缺乏与自由主义有关的思想文化度基础；二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16]公民权利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它们与中国传统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我境界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的胡适到90年代的刘军宁，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难以落地生根，虽当代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但是，缺乏法治状态下的个人主义往往是个人私欲泛滥。在体制方面，对自由权利的诉求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市场越发达，政府可以管理和需要管理的范围就越小，因而，由个体组成的市民社会能够保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就越大，且越为迫切，这些权利就是表达权、结束权等权利。目前的中国所实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构成了一个彼消此长的互动关系，因此，以自由为本位的权利何时以及如何获得，取决于当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和一个公民社会的出现。当政府可以轻车熟路般管理这个社会的时候，当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时，[17]实施主体将从政府转向司法部门，此时，以自由为本位的人权模式的建立，宪政、法治人权保护似水到渠成，如期而至。
注释:
[1]中国人权模式(patter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中国人权保障机制”(regim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本文认为，用模式一词，既应景于当下讨论的中国模式，同时用“模式”一词暗含某些与其他国家不同，显示着独到之处和特点。而用“regime”（机制）一词为国际人权领域所通用，更多地表示各国都有的某种机制或系统，如公共交通系统。机制中是共性多与个性。
[2]罗豪才：“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人权》，2009年第6期，第4页。
[3]H.van Maarserveen and G.van der Tang, Written Co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1978, p191.
[4][日]宫泽俊义著 芦部信喜补订 董璠舆译：《日本国宪法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5]【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 孙世彦 毕小青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评注》，第二版中文版前言，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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