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法理学面临的双重历史性任务/文正邦(3)
２．进一步实现法学重心以及法的价值功能的转换和转移，使法律从阶级斗争、政治统治的得力工具转变为组织经济建设和调整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从强调义务转变为也重视权利，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从重禁止、限制、束缚、制裁转变为重促进、引导、教育、预测，从公法一统转变为私法亦优位，从单纯地突出阶级性转变为重视法的社会性、民主性、文明性、科学性，从着眼于变革、巩固和发展生产关系转变为促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对政治及经济领域的调整扩展到对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调整。
３．法理学的转型、更新以及变革都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其以往发展状态基础上的一种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因此法理学发展中已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和难题都将继续展现，而“九五”期间和２１世纪前期法理学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所以，法理学的转型也必然会在正确处理批评与建设、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趋向等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
二、走向实践——法理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实践永远是推动法理学发展的动力，法理学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就寓于它的实践性之中，即只有在正确地回答、概括和总结现实生活及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法理学才能完善自身。因此，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当然不会对下列重大问题袖手旁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关系，以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廉政步伐，实现“一国两制”，实施科教兴国，加强国际竞争的实力和加速各种相关体制的国际接轨等。只有积极走向实践、深入实践，以努力增强其实践性，法理学才能为处于伟大变革和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各部门法学的发展、繁荣及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充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依据，也才能增强法学的参与性和理论地位，使法学能象经济学一样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决策和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增强科学性——法理学急需完善自身
走向实践、增强实践性，不等于搞实用主义，机械地追随形势的发展，甚至盲目地充当政治的工具；也不等于把实践中的问题简单地翻译成法学的概念或用语。而需通过理性的提炼、加工、改造、制作，使之上升为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具有可证性（经过证伪）和不矛盾性。以便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和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性，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若从这种意义上说来，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又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精华，并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法理学理论还并未形成。我国法理学从理论和方法到体系和结构，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思维习惯和方式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以往时代的痕迹和烙印。例如，关于法学应实现现代化和努力学习国际经验，以摆脱其落后和封闭状态这一关系到我国法学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法应该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必须具有科学性这一现代法的基本要求；以及不仅应从生产关系，而且应深入到生产力即从经济发展的根源性来更深入地认识法产生、发展的规律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特征；并应重视对法进行利益分析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求实、求真，就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而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并转化成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只有坚持与增强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才能不断完善其自身，保持其理论锐气而与时代精神相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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