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赁标的瑕疵与合同救济/韩世远(8)
我国《合同法》就出卖人的瑕疵担保义务采“统合说”立场，违反瑕疵担保义务的法律效果是违约责任，除此之外，不承认其他特别的或相对独立的瑕疵担保责任。[21]不过，由于两类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尚有差异，比如违反物的瑕疵担保义务场合，买受人有瑕疵检验通知义务，并受瑕疵检验期间的限制，由于检验的内容是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是否符合约定(见第158条的表述)，没有涉及是否存在权利瑕疵，故应当认为《合同法》第157条和第158条并不适用于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另外，在法律效果方面，规定“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的《合同法》第111条所适用的对象是“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并不适用于权利瑕疵。综上，我国《合同法》不仅分别界定了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第150条)与物的瑕疵担保义务(第153条)，而且在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方面均没有像修正后的德国民法典那样“同一规制”，故在我国法上区分权利瑕疵与物的瑕疵，仍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自立法论的角度，应否在统合的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层面使两类瑕疵得到同一规制，进而避免区分权利瑕疵及物的瑕疵的困扰，应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
(二)比较法
按德国的一般看法，“缺陷”(Fehler)有可能来源于法规(Rechtsvorschriften)，它们不能因此一律只按专业意义上的“权利瑕疵”对待，即是说，如果由于买卖标的物在其自由使用或者处分方面受有公法限制(öffentlich－rechtliche Beschränkungen)，这时便不是权利瑕疵。最典型的例子是土地上的建筑限制(Baubeschränkungen)或建筑禁止(Bauverbote)，与私法上的所有权限制(如地役权)。相反，作为物的瑕疵而非权利瑕疵处理，具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对于权利瑕疵，依原《德国民法典》第440条规定为履行责任(Erfüllungshaftung)，这意味着出卖人负有涤除权利瑕疵的义务(Beseitigungspflicht)，而这一点，在公法限制场合，鲜有可行性。反倒是公法对所有权的限制如此公开，各买受人均得就此获悉相关资讯，并得计算与之相关的风险，而且原《德国民法典》第477条规定的短期时效显然也是可以接受的。[22]
在日本，在买卖的标的物因《日本民法典》第566条规定以外的权利而受限制场合，或者存在其他法律上的缺陷场合，判例和通说悉以之为《日本民法典》第570条规定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问题。比如作为工厂用地而购买的土地，因处于河川法的适用区域，而不能够建造工厂(日本大判大正4·12·21民2144页);在以采伐为目的而购买的山林，因处于保安林区域，而不能够采伐(大判昭和5·4·16民376页)；在买卖处于试挖掘申请中的权利场合，由于申请矿区重复，该部分没有被许可(大判昭和13·12·14民2412页)；在登记簿上被记载为“无期限”的地上权，被当作“永久”存续的事物而加以买卖，后因被认定为“未定期限的事物”而消灭(东高判昭和23·7·19高裁民106页)。就这些事例，我妻荣教授则认为，如作为权利瑕疵处理，不仅理论上更为适切，其结果亦属妥当。[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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