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 ——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韩涛(2)
九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具奏办理交代事宜一摺，获准后即“相应抄录原奏，将印信封存在库，检齐文卷，造具清册”，一并移送大理院。沈家本接文后当即派员前往，对大理寺实施了接收。接收大理寺后，沈家本为厘清本院与大理寺的关系，采取了以下四个措施。
其一，甄选大理寺人员。经过考试，对旧日大理寺实缺候补之寺丞、评事、笔帖式分别汰留：将候补寺丞王庆恒等十人留院使用，左寺丞罗恭耀等十六人咨送吏部，各照原官原资，酌量录用改用。此外，对于因别处任差、丁忧或者出国等原因未能参与考试的左寺丞觉罗海瑔等七人，待销差、销假暨回国时，另行核办。同时，对于裁缺各员，恳请援照各衙门裁缺章程，一体食俸。[3]
其二，裁并大理寺权限。“从前大理寺之设，在平反重辟，以贰邦刑。凡参核之文、会听之事、虑囚之掌、清狱之司，载在会典一书，至为赅备。”官制改革以后，“改寺为院，明定责成，储裁判独立之精神，为宪法执行之基础。”大理院专掌审判，与大理寺职能迥然不同：“职司重要，迥非丽法议狱之常。”[4]故而，必须对大理寺权限进行继承、分流和裁并，以符合大理院的职掌。经过斟酌，大理院决定将大理寺在秋审中的“虑囚、清狱”职能分流给主持秋审的法部，将大理寺贯穿于覆核外省死罪案件中的“平反、参核、会听”三种职能加以继承，并与法部妥商后具奏划分。同时，决定不再承担旧日大理寺稽查汇奏“京师及各直省永远枷号人犯”之责、不再沿袭旧日大理寺办理各衙门往来文件“造具清册，按月分送都察院刑科、广东道注销”之例。
其三，奏停大理寺经费。接收了大理寺移送的一百五十两余款，[5]并奏请停支大理寺每月数十两、每年不足六百两的办公经费。
其四，交换大理寺办公场所。[6]因大理寺地方狭小，不敷办公所用，商议与别处交换。后来大理院迁入工部旧署，大理寺旧署由京师高等审判厅占用。
总之，由于奉有明谕，且大理寺本属闲曹，旧有司员又经沈家本妥善安置，故而大理寺与大理院的交代进行得波澜不惊，实现了平稳过渡。
二、大理院与法部的权限纠葛
与寺院之间的平静交接相反，作为与大理院关系非常密切的另一中央行政衙门，法部与大理院的交代却是纠葛不断，两署争权夺利，互不相让，终于激起轩然大波，余波所及，一直震荡至晚清大理院存在的最后时刻。[7]
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廷谕令：“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8]由于清廷对“司法”和“审判”的内涵和外延并未明确界定，对于二者如何划分，官制改革大臣没有说明，谕旨也没有解释，[9]“颁谕之始，即已含混不分疆界”[10]，这就在客观上导致法部和大理院权限范围的模糊不清，使得厘定二者权限之举在所难免。这就为部院之争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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