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 ——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韩涛(4)
法部与大理院关于司法权限的争执，触怒了清廷，四月十二日，清廷谕令双方：“会同妥议，和衷商办，不准各执意见。”[22]同时，采取行政措施，“调沈家本为法部右侍郎，张仁黼为大理院正卿。”[23]遭受斥责的法部和大理院长官惶悚莫名，连日晤商，四月二十日，沈、张对调后，部院妥协，会奏《遵旨和衷妥议部院权限摺（并清单）》，对部院司法、审判权限重新进行了厘定，当日获准。自此，部院之争告一段落。
总之，经过法部与大理院的反复交涉，加之清廷的政治平衡手段，二者之间争夺司法权限的风波暂时停息。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部院之争并未随着双方的“和衷妥议”而结束，而是一直贯穿于法部和大理院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沈家本奏呈的《法院编制法》草案，确认了部院“和衷妥议”方案的基本原则，但因为一直没有核议通过，故而，并未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随着筹备立宪事宜的推进与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在向清廷奏呈核订后的《法院编制法》及附属章程的奏摺中，对部院权限做了专门划分：“于定制颁行之始，切实声明：凡从前法部大理院权限未清之处，自此次《法院编制法》颁行以后，即应各专责成。拟请嗣后属于全国司法之行政事务，如任用法官、划分区域，以及一切行政上调查、执行各项，暨应钦遵筹备事宜清单筹办者，统由法部总理主持，毋庸会同大理院办理，其属于最高审判，暨统一解释法令事务，即由大理院钦遵国家法律办理。”[24]同日，内阁上谕重申了这一划分：“立宪政体必使司法、行政各官权限分明，责任乃无诿卸，亦不得互越范围。自此次颁布《法院编制法》后，所有司法之行政事务，著法部认真督理，审判事务著大理院以下审判各衙门，各按国家法律审理，从前部院权限未清之处，即著遵照此项奏定各节，切实划分。”[25]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宪政编查馆又奏呈了核议后的《死罪施行详细办法》，该办法秉承《法院编制法》的精神，并对其进行了补充，细化了法部和大理院在死罪覆核问题上的权限，重新厘定了大理院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法部和大理院的权限范围。
然而，虽然《法院编制法》及《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出台，在法律上终结了部院之争，但是，在实践中，却反而激发了二者积蓄多年的矛盾。这两部法令颁布之后，大理院与法部的权限之争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法部不甘大权旁落，积极采取措施，企图东山再起：“刻闻廷尚书与左右堂议商，本部政事清闲，各司员几同虚设，不可不为之筹一出路。嗣后如遇京师及各省各级审判厅缺出，拟即以本部人员补授，惟大理院则不能享此权利。闻左右堂颇赞成此议，一俟定妥章程，即将入奏，但不知此项权利果能争得否。”[26]为了争夺权力，法部尚书廷杰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闻法部廷用宾尚书近日忽有乞退之志，探其原因，系为尚书于各项新法律诸多隔阂，且与大理院及某侍郎互存意见，是以不乐迁就，拟即奏请开缺或另行简用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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