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 ——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韩涛(5)
面对部院之间的权限争端，清廷不胜其烦。为了彻底划清二者之间的权限，清廷饬令法律大臣研究核定，并电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归国，将两署权限详细解释，以便作为法理依据。[28]同时，还积极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划分权限事宜：“法部与大理院冲突日久，延未解决，日昨宪政编查馆会议，各军机皆到。随即调取法部与大理院权限文件，为之决定办法，清厘权限，准三日内入奏。并闻法部近须实行司法之责任，凡大理院及审判厅人员，皆归法部选充，并得随时稽核云。”[29]
由于清廷内部也意见不一，会议之下，竟然有撤销大理院独立权限，将其归于法部统属之议，企图沿袭潜意识中法部高于大理院的传统观念，将大理院彻底变成法部的下属单位：“大理院自改建以来，迄今数年，与法部权限混淆不清，争执已久。兹闻政府因司法独立业经决议实行，苟非清其权限，实为宪政最大之阻碍，故近日决定将大理院一切事宜统归法部管辖，所有该院之独立权限应即销除，以符司法独立之制，约于日内即当入奏。”[30]不过，这种提议并未被采纳。
总之，经过反复协商，斟酌折衷，清廷最终还是确认了《法院编制法》及《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划分方法，部院之争逐渐结束。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切实落实《法院编制法》及《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规定，宣统二年三月十六日，宪政编查馆通咨各衙门严格遵守这两项法令规定，划清司法权限。[31]二十八日，“宪政编查馆将《死罪施行详细办法》及《法院编制法》颁布时的特旨内容择要抄录，咨行会议政务处，再次强调了当下须着意遵行之事”。[32]
随着部院权限划分方案的稳步落实，法部逐渐淡出审判领域，权限范围相应缩小，开始裁减机构，淘汰冗员。[33]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司法权限的逐渐厘定，大理院事权增加，需要增设机构，充实人员：“现定正卿以本院为司法独立衙门，事权较前繁要，拟将本院官制略加修订，酌添官缺若干，并拟奏调法部司员熟习情形者襄同办理。”[34]“大理院定镇平京卿以本院责任重要，案件压积，究非慎重之道，拟将刑科民科各添设一庭，以资清理各项讼案，免致日久稽延。”[35]
可见，纠葛多年的部院司法权限之争，在《法院编制法》和《死罪施行详细办法》的划分下，最终以大理院优势的确立而告终，这是司法独立过程中的一个胜利，向着司法近代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部院之争，表面上是法理之争，背后实则是权力之争。在权力之争的背后，除了部门利益与个人私利之外，还折射出传统司法制度与近代司法观念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部院之争，是传统全能型司法向近代专门化司法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事件，也是近代司法变奏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插曲。部院权限日益厘清的过程，是近代司法艰难独立过程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记录着预备立宪逐步推进的轨迹。因为，真正的立宪，必然需要完全独立的司法。没有完全独立的司法，也就没有真正的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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