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高司法审判权的形塑 ——以晚清大理院审判权限的厘定为中心/韩涛(6)
三、大理院与都察院的权限界分
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前，都察院原为监察机关，号风宪衙门。其兼有部分司法职能，为三法司之一。“凡重辟，则会刑部、大理寺以定谳，与秋审、朝审。”[36]可以说，都察院与大理院和法部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官制改革以后，三法司之制废除，都察院不再参与会审，而且在光宣年间两度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清廷曾拟将其裁撤，改设议院，[37]不过最终并未成行：“日前政府诸老会核京师官制，皆谓都察院有监督行政之责，与议院规制不同。议院议事本有定期，都察院则随时尽可指陈得失，不致有迟回之虑，故已决议毋庸裁撤云。”[38]
与部院之间的权限纠葛不同，由于秋审、朝审事宜划归法部办理，大理院与都察院的权限关系相比之下比较简单，故而，大理院从都察院收回司法审判权的过程，似乎并未遭受什么明显的阻力。
然而，对于取消会审职能，都察院多少是有点心有不甘的。官制改革之初，都察院与大理院之间就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摩擦：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都察院御史江春霖稽察大理院斋戒，发现大理院少卿刘若曾并未在公署斋宿，而仅托司员德兴代递职名三纸。江氏据此大做文章，[39]刘氏因而受到罚俸处分。当然，这只是大理院与都察院关系中的一段小插曲，与权限之争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此事发生在官制改革之初，而且是在“斋戒不宿公所，各部皆然”的情况下，都察院首先拿大理院开刀，个中原因，似乎就有点耐人寻味了。事实上，在司法改革过程中，都察院确实曾尝试利用其监察名义，向大理院伸出触角，企图重新染指审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都察院御史俾寿以国民程度不足，陪审无员为由，奏请派御史赴司法衙门陪审，以期重温会审旧梦。这种建议遭到法部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妨害司法独立之举，“于改良审判之初，即为妨碍法权之举，揆诸司法独立之意，殊有未符”，[40]因而作罢。
大理院与都察院之间真正有实质性争议的问题，应该是京控案件的管辖问题。早在光绪三十二年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中，大理院就已将“各直省之京控”列入本院的审判权限范围。不过，在实践中，这条规定并未得到严格遵行，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仍然均可以接收京控案件。随着司法独立进程的深入，大理院对于京控案件的专属管辖重新得到强调。宣统元年的《法院编制法》及宣统二年的《死罪施行详细办法》，都规定“未设审判厅地方京控案件”，是大理院的四项特别权限案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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