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韩大元(4)
“法治国家”概念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在18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与自由主义宪法国家相同的概念，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强调国家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等。自19世纪以后，法治国家进入到“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基础，如成文宪法的制定、权力的分立、基本权的保障、行政的合法性、宪法裁判制度的功能等。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出现了实质的法治国家形态，实质法治国家既重视国家的形式与实质，同时也保障合法性与正当性，力求平衡法和法律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宪政理念的变化，法治国家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突出了法治国家的实质内容，建立了以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法治概念。
我国宪法规定的“法治国家”吸收了人类法治发展的合理经验，在文本内涵中既包括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包括形式意义的法治要素，是一种综合性的概念，体现了客观的宪法秩序。宪法文本上的法治国家规定了法治秩序的原则和具体程序，形成为政治统一体价值，保障国家权力运作的有序化。在宪法体系中法治国家的原理体现了宪政国家应遵循的基本理念，使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获得有机统一的载体，为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实现提供规范基础。[11]法治国家要体现人权、自由等基本价值。根据宪政的一般原理，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宪法存在的最高价值，而且也是优越于其他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保障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构成人权的核心内容。我国宪法在规定‘法治国家’原则的同时，作为宪法原则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把人权价值体现在宪法体制之中。同时，法治国家的自由价值通过我国宪法规定的精神自由、人身自由、经济自由等自由价值得到具体化。从本质上讲，自由是宪法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自由价值的维护既是法治国家的实质要素，同时也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因此，宪法规定的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宪政存在的规范基础，法治国家建设不能脱离宪政的发展。
法治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进入宪政国家，两者之间存在着价值与规范的密切联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强调法的最高性价值。德国学者克纳德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通过法治国家秩序，赋予国家及其功能以统一的标准与形式。
当然，“法治国家”是发展中的、开放性的概念，而“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体现了从法治到宪政发展的必然性，从法律治理到宪法治理的转变。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宪政对法治国家而言，既是基础与核心，也是发展的目标，通过宪政目标的实现，不断提升法治发展的水平。因此，法治国家与宪政国家发展目标是相统一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建成将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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