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朱景文(19)
中国的公法私法化发生的背景也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公法私法化发生在“行政国家”、“科层制”建立以后，需要通过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化克服职业垄断、精英政治，需要通过“软”的办法、私法的手段，体现政府除了刚性的手段，还有柔性、人性的一面，增加行政亲和力，也需要通过行政机构包括监狱、劳动教养机构的民营化减轻庞大的财政负担。马克斯•韦伯认为，作为理想类型的科层制具有专门化、等级制、规则化、非人格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点，因而能高效率地协调成员的活动、达到其特殊目标，这也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主要原因之一。[36]虽然最终的决策操纵在某些统治集团手中，但是大多数日常的政府活动基本上成为各个科学技术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和公共管理科学）的专家从事的事务。然而，西方科层制的实践表明，科层制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而且带来职业垄断，排斥公众参与，职业团体不是没有自身利益的技术官僚，不食人间烟火的社会精英，为了赢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往往背离良知，依托于社会的强势集团。[37]而中国的公法私法化的背景却很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管理系统，但是专业化、职业化、技术化水平并不高，专业化的进程是在改革开放后加快的。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公法私法化可能表明公与私之间还处在相互交融的状态，在职业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还不发达，职业化的进程还不完全，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始终有“脱离群众”的担心。但是，也不可否认随着职业化的进程，中国也确实出现了脱离群众，干部以权谋私等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央近年来一再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法为民”。针对这两种情况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同，针对前者，需要进一步加快职业化进程，增强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增强行政效率；针对后者，则需要促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亲民化，防治官僚化和精英政治的弊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不是单一的。中国公法改革应该朝着既增强行政效率、增强行政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又增强行政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实行公法变革，特别是在增强行政科学化、专业化时，千万不要忽视行政的民主化，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根、执政之本。
以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为代表的混合法的变革动力是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要解决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在西方它们被看作“后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不实现工业化中国就不可能摆脱贫穷，而实现工业化“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情况下。当西方人提出福利国家的理论，企图医治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病，用“从契约到身份”描述市场条件下人们身份的不平等，强调不能无视弱势群体的权益时，中国人发掘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提出和谐社会理论。这两种理论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它们的立足点显然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后者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与西方在本质上的差别，国家不应该有与人民利益不同的自己的利益，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但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用工制度方面铁饭碗的打破，“单位办社会”所产生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福利体制的解体，全球化所带来的企业外部竞争的压力，片面助长了以经济发展、特别是GDP的发展为中心，以至于经济发展以牺牲劳工的权益为代价，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发展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必须通过国家的强力干预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保护，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以实现，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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